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 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一《民 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 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 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对瘟疫认识与防治的发展，并加以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疫情应对的特点，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最早到达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主要是靠互帮互助来度过难关，移民到达新大陆不久之后很快就效仿英国建立了济贫制度。1929年下半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承担起社会责任。当时的美国总统死抱着“自愿救济”和联邦政府不参与社会救助的信条，未采取任何措施。1933年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并于当年5月签署了《联邦紧急救助法》，标志着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救济机构一一联邦紧急救助署的成立，开辟了公共救助的新纪元。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部法律一改济贫制度下事后救济的做法，将贫困的预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社会救助立法的里程碑。该法案在对待贫困问题.上采用了两道防线，即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该法案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者、儿童、妇女、老年退休人员与残疾人纳入公共援助体系，形成了不同类别的社会援助计划。
——摘编自于婷《中美社会救助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二 我党在建国初通过土地改革 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农民获得土地，消除了农民贫困的制度因素。改革开放后，以农村经营制度改革为先导，实行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不仅如此，我国还坚持减贫国际交流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自光明网《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减贫篇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社会救助制度提出的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工作的主要措施，分析中国新时代贫困治理模式的意义。
材料一 秦汉以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帝王将“民惟邦本作为治国之要”。汉代民本思想在继承和总结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民生。贾谊曾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且强调“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民本思想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民”，而是将民作为评价政绩的标准。唐初的魏征和李世民明确地提出了民水君舟说，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节力役；息边争；不违农时；大办农业，使耕者有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赈灾百姓；慎刑罚。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家，既不像先秦民本思想家那样强调民在邦国中的地位，劝诫统治者要得民心，亦不像汉唐以后强调人民载舟覆舟的历史作用，他们所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人的权利，尤其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压抑民权的制度。
——摘编自赵树森《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化》
材料二 孙中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毕生致力于此，可谓“鞠躬尽瘁，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收养老人，供给丰美，而终其天年，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贫者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他指出：“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虽然孙中山所谓未来的“大同之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是孙中山将“大同世界”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摘编自万建中《孙中山富国强民的国家建设思想》
材料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主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被放在越来越突出和重要的地位。 2004年3月，国家决定：“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村减轻负担48亿元，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众所周知，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子女辍学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上好学，2006年起，我国西部地区率先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十一五”时期，中央计划要在全国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包括比较规范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规范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此后，各地提高农民工待遇、改善农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措施也陆续出台。除此之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都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积极解决。
——摘编自赵秀玲《“以民为本”与政府治理——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惠民政策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以后古代民本思想的内容，并分析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思想的基本主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中国政府惠民政策的特点，并谈谈你对以民为本思想的认识。
材料一 清代继承并发展了历代王朝推行的传统社会保障政策。清政府十分重视备荒仓储的建设，形成了仓储体系，同时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和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对报灾、勘灾、救灾的程序上作了严格规定，对有灾不报、瞒报、迟报延误救灾者严厉惩处。政府会根据灾情轻重不等采取应急救助和缓征减税等措施。针对孤老、高寿老人、退休官员采取免除差役、物质补助、旌表和法律优待等不同的养老优待政策。对贫苦孤残，设立有官办的养济院，有官督民办的育婴堂，有收养流民的栖流所，有注重教、养并重的工艺局等等。
——摘编自王卫平等《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材料二 1950年，中央政府确定“在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自助自救为基础开展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的基本救济原则，建立起内务部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的专职机构，并将失业救济和灾荒救济经费纳入中央预算，同时要求地方财政保障一般救济经费。采取“以工代赈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方法，并规定救济金要低于工赈工资。对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加以改造和救助，对灾害性受难群体采取移民安置方式，对孤寡病残实行五保政策等。
——摘编自高冬梅《新中国建立初期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的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与清代相比，建国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影响。
材料一 贫困救助是中国传统社会救助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的职责。鳏寡孤独人员是政府因救助的重点，宋仁宗嘉祜四年“遣官分行京城,赐孤老残疾钱”。对于一般贫困人员,政府有施粥的做法，宋太租建隆元年“夏四月.遣使分诣京城门，赐饥民粥”。此后，为便于管理，开始设立专门的救济有构,负责济贫的有关事宜。与政府救灾济贫活动相比较,宋代民间以族田、义庄为核心的血缘救济模式是重要的互助模式。各地的宗族组织,很多都设有以赡族为目的的义庄、族田,其收入部分即用于资助和赚养族内贫孤。此外，部分缙绅、富户大贾在灾害发生时,也会捐出部分资财救助饥贫。
--摘编自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等
材料二 两粤著名的广仁善堂,原已“创行善举,如劝善赠药施衣施棺诸善事,开办经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广仁善堂即着手在桂林、广州、梧州等地购置书器、刊布报纸、设大义整、开三业学,以通知时务。还打算次第推广到各州府县，“设养贫院以收乞丐，教工艺”,以“为贫民力谋生计”。慈善救助已从重养轻教渐渐转向养教并重发展,展现了传统慈善济贫事业向近代总善济贫事业转型过渡的某些特征和标志。
材料三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按现行扶贫标准衡量,1978 年至2018 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7亿人减少到 1660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2018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371 元全国平均水平的71%。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摘编自程乘坪、邹迪《新中国 70 年扶贫历程、特色、意义与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贫困救助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民间慈善济贫近代化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扶贫的意义。
材料一 西周《礼记·王制第五》中记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鬻于市。”这是被公认的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汉朝时期，为了杜绝不法商家为牟利向市场投放有毒有害食品，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减（赃），与盗同法。”唐朝时，《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宋代，国家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完全继承了唐朝的法律，同时也有所创新，即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能进市贸易，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在宋明尤为兴盛，再加上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专断独裁思维，使得整个社会拜金逐利风气盛行，个人道德、社会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摘编自刘新超等《古代食品安全管控理念、方略及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的卫生标准、纯度指标以及标签的真实性等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市场上的食品质量非常不可靠。到19世纪末，食品的造假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重大危害事件不断出现使民众逐渐觉醒，对食品改革和制定相关法规的呼声越来越大。新闻记者阿普顿·辛克莱出版了一本题为《丛林》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辛克莱以15页的篇幅对当时美国肉制品污秽不堪的加工过程予以揭露，引起了公众极其强烈的反响。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彻底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中揭露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公之于世。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也向国会表明如果参议院不通过纯净食品法案，将促使他们的病人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多重压力之下，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
——摘编自徐俊才《美国食品安全法案颁布历程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联邦食品安全法产生的背景。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清代在报灾、勘灾、审户、发赈等方面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要求和限制。对报灾，规定“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逾期处罚。对勘灾，要求勘灾时间与报灾同时进行，灾重之处，要求督抚亲往查勘。……清代每年都有部分地区实行蠲赈，赈务用人多，查勘量大，但清廷组织周密，各项程序均有定例，且要求官吏遵行快办。清代的救灾政策，多载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则例》中，或通过上谕“永著为例”，具有一定的法令法规效力。不仅如此，清廷还把办赈的好坏作为评估官员政绩的依据。此外，当政者还认为灾害是人事的预兆，封建君臣只有不违天命，从修身做起才能达到消灾的目的。
——摘编自岑大利《清代的救灾政策述论》
材料二 1947年至1948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灾荒。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粮食，救济灾民。边区政府还组织与发挥群众力量进行生产、团结互助，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组织群众进行纺织、运输、熬硝等生产。还从陇东及山西晋西北等地调运大批粮食救济灾民。同时，边区政府组织重灾区灾民迁移到延安、甘泉、志丹一带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党政机关和部队还厉行节约，支援灾民。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到1949年初，边区绝大多数地方渡过了灾荒，恢复了生产，为西北地区的解放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摘编自赵朝峰《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救灾工作述评》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灾荒频发。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剿匪、反霸、土改运动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战胜灾荒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从西南大区到地区再到县到乡村都建立起专门的生产救灾机构，领导广大农民生产以及战胜灾荒。还通过召开各级各类会议及各级报纸来宣传党和政府新的生产救灾的方针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南地区的农民掀起了自救的热潮。
——摘编自贺家明《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生产救灾研究综述（1950—1956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救灾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救灾措施，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救灾取得成效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开展救灾活动的意义。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统治者素来秉持“仁政″思想，扶助贫田人口往往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包括保障社会福利，国家财政可以通过社会救济等经济补助手段扶助那些生活贫的民众。社仓、义庄更多体现出宗族互助的特点，带有小农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明清以后商业逐渐发达起来，富有的商人大量涌现，他们通过慈善捐助的形式帮助穷人，使牧助行为更加社会化，体现出超越宗族的特点。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扶贫”》
材料二 清末民国的思想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的弊端，在批判反思基础上，开始构建新的社会救济制度。到近代，人们将新的生产力与社会救济联系起来，提出“建仓储不如推广铁路轮舟″的思想，铁路轮舟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创设。推动了社会救济的快逹发展，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人们出行逃亡的速度和救荒的效率。薛福成认为.兴建铁路，除了可以方便、快捷地将物资迅速运送到目的地。从而在救灾过程中赢得时间外，还由于需要“有修路之工，有驾驶之人。有巡嘹之丁，有路旁短送之车马，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夫役”，可以大大地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扩大人民生计。
——摘编自蔡勤禹、李元峰《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
材料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蠃脱贫攻坚战，硝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摘自《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社会救助行为发生的变化，并简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意义。
材料一 宋朝的京师与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负责时政府公屋的出租与管理。京师的左右厢店宅务，设“勾当店宅务”一员，“勾押官”各三四员，“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负责招租、收租，另有“修造指挥”各五百人，店宅务的账目管理非常周密、严格。店宅务每日需要登记的账簿多达二十八种，包括旧管入库簿、赁簿、欠钱薄、新旧界倒塌屋簿等。由于店宅务公屋具有廉租房性质，政府对租赁店宅务公屋之人有严格的资格审查程序，“应监官、典押公文人员、作匠之类，在京管辖两务官吏，不得承赁官宅、舍屋、地段，违者杖一百以上，”在京城拥有房产的市民，也不得承租汴京店宅务的公屋。
——摘编自吴钩《宋朝的廉租房制度堪称完备》
材料二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并实施了住房保障制度，其中各国廉租房建设的资金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在住房保障方面，美国的一大特色是通过立法保障来实施各项措施，《住房法》规定政府必须为低收入者提供较低租金住房，其租金一般不到私有住房租金的一半。而英国则是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对资金运营、住房建设进行管理，保障低收入居民能租到房屋，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则采取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实行贷款利息补贴的办法，支持非营利机构发展低租金，低成本住房，在住房补贴方面，美国一方面直接对低收入家庭提供低租金的公共住房，另一方面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房屋租金补贴。
——摘编自陈小春、扬鹏《廉租房制度的国际比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廉租房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政府推行廉租房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廉租房制度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谈谈上述举措对我国改善居民住房问题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