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是旱灾、水灾和蝗灾，这三大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古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在时空分布上有着一定的规律，西周到五代的旱灾多发时段共有9个，水灾多发时段共有8个。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频繁，分布的地域也极广泛，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时期内，北方旱灾爆发频率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东部；水灾发生的情况则正相反。蝗灾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水旱灾害的自然灾害，历代对蝗虫危害的记录都惨不忍睹。如晋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蝗灾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统计简表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宰相姚崇认识到蝗灾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内在关联，主张积极灭蝗，其主张也得到唐玄宗批准。经过审时度势，姚崇提出“夜火坑埋法”灭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为鼓励百姓积极灭蝗，在这次捕蝗行动中，蝗区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朝野金载》记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姚崇治蝗不仅仅停留于灭蝗，还积极开展灾后抚恤工作，如放贷、蠲免钱粮等，从而使生产迅速恢复，也使得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荒。“姚崇治蝗”是唐朝乃至我国古代灾害治理的成功典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突出表现，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田一颖、刘利民《“重人事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的“扶贫奇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利用行政手段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困的经济根源，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经济发展道路，建立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公有制经济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缓解了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局面。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贫困问题，致力于解决过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识别对象不准、后续动力不足、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形成独特的习近平贫困治理观。

——摘编自李文《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材料   为了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将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国上下凝心聚力，投入精准扶贫的历史洪流。下表为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材料— 传统中国是皇权和绅权分治的大帝国，国家行政权力仅延伸到州县一级，广大乡村的秩序主要由乡绅控制。尽管历代设有里社、保甲之类的乡治组织，但并非正式行政机构，实际效果也不理想。乡绅群体的构成是多元化的，既有地主、富商，也有致仕官员、生员，他们或可控制当地经济，或以特殊身份勾连官僚系统，或因渊博学识得到众人敬服。当然，乡绅群体仍是每个家族的一员，且拥有重要地位。乡绅会主持水利建设，自发赈灾济民，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们对安宁和土地的诉求就这样寄托于乡绅身上。

——摘编自郝秉键《试论绅权》

材料二   清末科举制废除后，传统乡绅中的优秀分子大多在城市追求进步事业。而部分留在农村的乡绅“迂者八股外无所知，谲者把持公事，惟利是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抓手，开始改造农村社会。乡绅的统治在很多乡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等领导人一直强调防止“和平土改”和“恩赐式土改”，通过举行诉苦大会等方式揭露劣绅行径，让乡民为审判劣绅的“人民法庭”提供案件线索。1950年底，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在500～3000人不等的范围内建立基层政权。1951年4月，政务院又要求各地“缩小乡行政范围”。

——摘编自孟庆友《人民法庭对绅权的转化和替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