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明中期以后，黄河、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为此，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1950年10月，《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48个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年7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材料一   两宋三百多年间，发生自然灾害两千余次，年均六七次，且多引发饥荒，毁坏民舍，民众流离失所，导致出现大量流民。针对频繁的水旱灾害，宋代统治者认为“灌溉水利，农事大本”，于是采取诸多措施兴修水利，尤为重视对江南地区的水利管理。担任地方官的苏轼把水利事业视作“事关兴运”的大事。王安石主张选用得力的官员，趁丰收之际和农闲之时积极修筑水利设施，以防灾为主，他认为“治水土诚不可缓也”。

——摘编自范勇、郑志强《宋代社会救灾制度及其对当代社会保障的启示》

材料二   在康熙帝的亲自主持下，从1677年到1688年，河道总督靳辅通过取土筑堤、加深且增宽黄河河道、开挖引河、引淮河水冲刷黄河河床等工程，不仅完全堵塞了黄河决口，而且使得黄河河道初步得到修复和整治。1788年，长江荆江段大水，20余处决口。乾隆帝诏令政府组织力量堵塞决口的同时，增加大堤的高度和厚度，以提高江堤的防洪抗灾能力。史载，此后50年间类似的加筑长江堤坝的大规模工程，共进行了20余次。清政府实行河堤工程保固制度，即规定在完工后的若干年内，工程必须坚固，如出现质量问题，承修官将受到严厉处罚，并建立了河务河防体系，配给大量人力物力，独立管理运作。

——摘编自陈桦《清代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

材料—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计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所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度过了八次大汛，此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整理

材料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黄河治理开发得到进一步加强。邓小平、陈云等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开发以及水资源利用等问题。1979年7月下旬，邓小平到山东视察。他得知青岛缺水，指挥实施“引黄济青”工程。1989年11月，“引黄济青”工程竣工，青岛市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解决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重大环境问题进入了法制化轨道。1988年，第一部《黄河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完成，为黄河水资源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20世纪末21世纪初，黄河断流以及黄河受纳的污染物量已超出自身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凸显。为此，相关部门从1999年开始对黄河水量进行统一调度。2000年，黄河小浪底枢纽一期工程开始发挥调蓄作用。至2012年，黄河流域的水质总体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水资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不断深入，其中重要生态敏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得到有效控制，黄河断流也未再出现。

——摘编自陈建波《新中国黄河治理的成就及启示》

材料一 河道总督，官名，清俗称“河台”     ，即主管黄河、运河或海河水系的河工行政首脑”。尽管清朝规定治河是河政官员的职责，但一旦决堤沿河州县地方官员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河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清初，靳辅（康熙时曾任河道总督）在治河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配合的事例不少，但地方官员不配合的情形比比皆是。同时，一般治理的河段都是经常发生水灾的地方，这便导致当地居民很多逃离了家乡。正如靳辅曾说：“近募友又不能实现，若想鼓励招徕之人，旧例就是增加工食，但这样又势必会增加治河经费数十万两，这笔经费及无法筹措。”

——摘编自姬忠科《靳辅治河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惠来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     “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摘编自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   1881年，俾斯麦意识到光靠“鞭子政策”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需要辅以“糖果政策”改善工人的处境。因此，德国先后制定了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扣1889年《老年保险法》。三项社会保险立法均规定了雇工与雇员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权益。此后，三项保险法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到1911年，德国政府把诸多社会保险法令集合为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这些“湿和的手段”起到了诱使工人离开阶级斗争轨道的作用，还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西欧各国纷纷效仿。

——摘编自丁建定《试论近代晚期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险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