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明中期以后，黄河、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为此，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1950年10月，《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48个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年7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朝为构建黄淮河防管理体系而采取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功治理淮河的有利因素与意义。
材料一 两宋三百多年间，发生自然灾害两千余次，年均六七次，且多引发饥荒，毁坏民舍，民众流离失所，导致出现大量流民。针对频繁的水旱灾害，宋代统治者认为“灌溉水利，农事大本”，于是采取诸多措施兴修水利，尤为重视对江南地区的水利管理。担任地方官的苏轼把水利事业视作“事关兴运”的大事。王安石主张选用得力的官员，趁丰收之际和农闲之时积极修筑水利设施，以防灾为主，他认为“治水土诚不可缓也”。
——摘编自范勇、郑志强《宋代社会救灾制度及其对当代社会保障的启示》
材料二 在康熙帝的亲自主持下，从1677年到1688年，河道总督靳辅通过取土筑堤、加深且增宽黄河河道、开挖引河、引淮河水冲刷黄河河床等工程，不仅完全堵塞了黄河决口，而且使得黄河河道初步得到修复和整治。1788年，长江荆江段大水，20余处决口。乾隆帝诏令政府组织力量堵塞决口的同时，增加大堤的高度和厚度，以提高江堤的防洪抗灾能力。史载，此后50年间类似的加筑长江堤坝的大规模工程，共进行了20余次。清政府实行河堤工程保固制度，即规定在完工后的若干年内，工程必须坚固，如出现质量问题，承修官将受到严厉处罚，并建立了河务河防体系，配给大量人力物力，独立管理运作。
——摘编自陈桦《清代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重视兴修水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宋代相比，清朝前期治理水灾的不同做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的“扶贫奇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利用行政手段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困的经济根源，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经济发展道路，建立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公有制经济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缓解了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局面。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贫困问题，致力于解决过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识别对象不准、后续动力不足、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形成独特的习近平贫困治理观。
——摘编自李文《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建国初期开展扶贫工作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时代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述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产生的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异同。
材料一 河道总督，官名，清俗称“河台” ，即主管黄河、运河或海河水系的河工行政首脑”。尽管清朝规定治河是河政官员的职责，但一旦决堤沿河州县地方官员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河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清初，靳辅（康熙时曾任河道总督）在治河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配合的事例不少，但地方官员不配合的情形比比皆是。同时，一般治理的河段都是经常发生水灾的地方，这便导致当地居民很多逃离了家乡。正如靳辅曾说：“近募友又不能实现，若想鼓励招徕之人，旧例就是增加工食，但这样又势必会增加治河经费数十万两，这笔经费及无法筹措。”
——摘编自姬忠科《靳辅治河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惠来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 “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摘编自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靳辅治河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黄河取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 1881年，俾斯麦意识到光靠“鞭子政策”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需要辅以“糖果政策”改善工人的处境。因此，德国先后制定了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扣1889年《老年保险法》。三项社会保险立法均规定了雇工与雇员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权益。此后，三项保险法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到1911年，德国政府把诸多社会保险法令集合为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这些“湿和的手段”起到了诱使工人离开阶级斗争轨道的作用，还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西欧各国纷纷效仿。
——摘编自丁建定《试论近代晚期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险立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影响。
材料 乡村建设运动是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走向衰弱的时代背景下，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一场乡村社会改造运动，知识界的普遍认识是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各主要乡建团体所进行的工作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突出代表是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在1928年开始提出“乡治”的主张，到1931年完成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搞所谓“乡村建设”，即依靠“乡村自治”组织，来建立“乡村文明”。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搞“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建立“乡农学校”；二是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三是建立“合作社”，进行农业技术改良。他说：“共产党闹的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去剿是不行的”，“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代替才可以”。
——摘编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乡村建设运动”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如何评价“乡村建设运动”？
| A．以市场经济为指导 | B．与国际化视野相接轨 |
| C．以为人民服务为导向 | D．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
材料一 中国古代健身术是中华文化瑰宝。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健身术崇尚礼仪，偏重道德伦理，主静不主动，认为人身是一个完整的小天地，人的心态如何，对于整体的损益兴衰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古代养生学家们特别强调养心、养神、养性、养德，注重调摄情志，陶冶情操。同时认为，人生活于自然，更不可能离开自然环境。道不远人，只在平常日用之间。自古以来健身有千法，但最基本的法则是要合于自然。
——摘编自王德峰等《中国古代健身术初探》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一些社会名流和政府要人认为，武术在强种救国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在军国民教育思想和实用主义的自然体育观的影响下，近代中国武术不断发展。其中，接受军国民教育思想的人认为，中国应该提倡武术教育，通过武术教育，培育国民尚武及尚武精神，达到“强种救国”之目的；而传承自然体育观的人则认为，武术与西方近代体育一样，具有强健体魄的价值功能，武术为中国最良好的卫生之方，从而出现了武术的体育健身教育理念。
一一摘编自李龙《中国武术近代“强种救国”和“健身强体”教育思想解读》
材料三 广场舞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审美愉悦性和科学健身性的特点。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的实施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广场舞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我国广场舞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城市广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及对于生活娱乐方式多样化的需求应运而生。
——摘编自冯盈霖等《关于国内广场舞研究文献的综述与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健身术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国近代武术发展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广场舞蕴含的社会功能。
| A．率先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 B．没有根本解决社会贫困问题 |
| C．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 D．减轻了下层民众的后顾之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