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1年1月29日，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这使各省督抚、绅商认为到了一个深化并陈述自己识见的良机。随着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计划流产，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3个多月的不断商议，征询多方意见，最终确定由张之洞主稿，刘坤一领衔上奏朝廷的变法“三折”。刘、张二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联，全面规划了新政的内容，涉及经济、教育、军事、官制各方面的改革。变法措施共分三大类二十七条，即“兴学育才”四条，“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朝廷对刘、张的《三折》格外看重，指令“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至此，《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大纲，新政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摘编自严忠德杨家慧《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产生背景及过程》

材料   20世纪初，中国“教育救国”的呼声日渐高涨。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自经甲午之难，教育之论，始萌蘖焉；庚子之创，一年以来，而教育之声，逐遍满于朝野上下"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为大学堂，各府、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5年9月，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度；12月，建立学部，作为中央的教育行政机关；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并鼓励自费留学等。清政府主观上“教育救国”的目的并不明显，但在顺应人民“教育救国”的愿望和要求方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周瑞萍等《清末教育改革及其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