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宋等汉地王朝治理边疆，实行的都是羁縻政策。边疆部落首领既接受朝廷的州县官爵印信，又保持原有的称号、辖境和权力，自理内部事务。蒙元王朝在边疆范围内设置的政区主要是：宣政院、行省、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如在岭北、东北和西北，行省及宣慰司是直接治理边疆的主要官府形式。在西南，除云南设行省和宣政院主管吐蕃外，主要是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官”设置。明清两代大抵沿袭此项重要政策。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
材料二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羁縻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1762年，乾隆皇帝在统一了天山南北路以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在行政体制方面，清政府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实行州县制，其行政、司法、税收等制度均同于内地各省。在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实行“札萨克制”“伯克制”，册封或任命各族首领，由他们对本地区本民族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仍按旧俗。近代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调整，1884年11月，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新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取消原为伯克、阿訇所掌握的司法权，各级官府把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作为重要职责，实力推行。1885年，孤悬东海的台湾继之建省，1907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设行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分析古代边疆治理的影响。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时期边疆治理制度的变化，并说明其时代意义。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