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有源远流长的私人讲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宋朝建立后，统治者急功近利，只注重科举选拔人才，以满足立国之初对于大批治术人才的需要，而忽视设学培育人才，以致于立国后的80多年间，官学没有得到应有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便以新生事物所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
——摘编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
材料二 清末的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的。政府于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规章，学堂的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高等学堂毕业后可进入分科大学学习，分科大学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的学生被授予举人功名。除了学习政治学和法律外，学堂中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举行祭孔仪式，儒家经典和雍正的《圣谕广训》仍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三 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级学校，还对这些学校进行了初步改革，废除了国民党“党义”、“公民”等及反动教材，开设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为主的政治课。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改为公立或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政府予以补助，外籍董事一律解职。人民政府还进行了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习和专科学校，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
——摘编自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朝书院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晚清的教育改革。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教育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管仲（前723-前645年），齐桓公时出任齐相。他认为，要在诸侯争霸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必先争人”“圣王卑礼”以待天下之贤。他强调“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即通过立法规定人才标准和选择人才的程序。并提出“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管仲还提出“三选制度”，即乡长进贤、官长选贤、国君考察用贤的三级举贤制度。
——摘编自王奕《管仲的人才思想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材料二 晏婴（前578-前500年）对齐景公说：臣强而专，就是不忠，兄弟强而专，就是不悌，故“治天下若委裘，用贤委裘（指君主任贤举能）之实”。国之不祥有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苦此者。”其不免与孔子的贤人政治主张一样，其结果必然是“人存政举，人亡政废”。
——摘编自张祥浩《晏子人才思想述评》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管仲与晏子人才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管仲与晏子的人才思想。
材料- 20世纪初，近代学堂大规模兴起。1902年到1911年，近代学堂由700余所发展至52500所，在校学生最高时达到163万多人。新型的大中小学、师范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纷纷出现，各级学校之间相互衔接，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清政府以积极姿态推动官费和自费留学，采用学业考试和授官考试的办法对回国留学生实行出身或官职奖励，1901年留日学生不过200人，1904年达3000多人，1905年增加到8000多人。但是这些新式学堂的毕业生，经过考试进入到仕途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使学生及新知识群体破坏性功能超长发挥，而建设性功能受到抑制。
——摘编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辛亥革命以后，相当多的人士关注教育问题，坚持教育救国。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重要使命，蔡元培将民主和科学精神植入北大，树立优良学风。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为发展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执著探索。除此之外，政治集团的领导人也特别注重发展教育。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列宁小学、劳动小学等，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又创办和续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高等学校。
一摘编自关威《中国近代教育历程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末废除科举制后社会的新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近代教育实践对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从秦汉以来，不管是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还是在对官吏的管理上，都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而且历代都有厘革，前后相承，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形成了官吏的选拔、任用、考课、等级、俸禄、回避、监察、休假等一系列的齐全的文官管理制度。选官制度在秦汉时期是很不规范、很不齐全的，之后历代统治者根据所属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与管理国家需要相呼应，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充。自秦汉始制订文官律，至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官组织规模的扩大，在典、格、令中也增加文官制度的新内容和新规定。唐六典的出现，更使文官组织有了缜密的规范。经过宋、元、明、清的不断补充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以会典形式为主的一整套法规体系。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深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具有严格的等级之别，同时，文官们也要接受并遵循儒家基本思想，必须行仁义、崇道德，把刑政和道德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官们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伦理指向。
——摘编自陈燕青《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及其现代价值探析》
材料二 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逐渐确立，但是政府各级官职继续为贵族所垄断，因而买卖官职、贪污舞弊成为普遍现象。进入19世纪，在“政党分赃制”的影响下，官吏的任用是以党派为基础，从而造成官吏队伍不稳定，政府工作混乱，政策缺乏连续性，官吏们无法熟练地掌握业务。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导致政府管理职能的膨胀，政府面临着许多新课题，同时，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猛增使其政治要求增加，1832年的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的上层获得了政治统治权，他们要求清除旧制度的弊端，要求国家公职向社会开放，要求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建立一个廉洁而高效的政府，更大程度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述。
在英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确立后，美、日、德、法、意和加拿大等国家争先效仿；文官奉行“政治中立”的原则，禁止文官从事政治活动；实行职务常任制，不随内阁共进退，也不受选举胜负或政潮起落的影响；实行公开而又平等的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实行严格而科学的考评制度，根据他们的工作业绩，决定奖惩、晋升。－
——摘编自甄敏《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刍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