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一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不仅对促进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作为中国同中亚、西亚以及欧、非地区各国商业联系和友好往来的交通要津，载誉于世界文明史册。
——摘编自郭洪纪孙立霞《再说“重开丝绸之路”》
材料二 安史之乱以后，西北边防空虚，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趁机侵占西域土地，丝绸之路沿线混战连连，唐朝因国力衰退，更无力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路上丝绸之路严重受阻。而日本等国不断派遣唐使，开辟海上新线路，中国商人往来于东海航路，在此背景之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发达。
——摘编自周得京《中国丝绸之路的繁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丝绸之路开辟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代丝绸之路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 张栻（1133年-1180年），字钦夫，又字乐斋，四川绵竹人。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魏晋以后，儒学式微，义利问题并未引起儒者的注意与重视，直到宋代，义利之辨陡然成为儒者注目之焦点。张栻明确提出：“无所为是无所图、无己私，故曰义；有所为是有所图、有己私，故曰利。……义之所以为义，善之所以为善，在于主体自觉地为义、自觉地为善，且不带有任何目的性和功利性。”他依据义利之辨对历史进行了评价和定性，认为夏商西周三代是以义治国，五霸是以利害国。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张栻亦按照义利之辨的尺度进行品评，他对历史人物评价最高的是诸葛亮，称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张栻不惜笔墨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倾注的却是对当局的希望，对现实的关切。张栻屡屡规劝君王不要徇私妄为，牟取私利，而是要胸怀国家，高瞻远瞩，以仁义治国。收复中原，匡复宋室，中兴国家，是张栻义利之辨的目的和宗旨。
——摘编自王丽梅《张栻义利观钩沉》
(1)根据材料，概括张栻义利观的内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栻义利观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
材料 宋神宗认为：“天下自五代分裂，多置郡县，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议并省之。”因而进行了州县省废的改革。这场改革主要发生在王安石当政期间，先后持续十几年，一批州县被合并裁撤，但也有一些州县得以复建和新建，实际废州27个、复建5个，废县144个、复建和新建28个。王安石指出：“东南州县，大抵患在户口众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而河北所置州县太多”。河北东西两路是罢废州县的重点，其中废州1个，废县38个，复建5个，实废33个，占全国实际废县数的28%。东南地区如两淮、两浙、福建等7路，废州4个，废县3个，不及河北之零头，却又新置4个。州县并废新建的主要依据是户口，但以神宗元丰初年州县并废后的数据为例，河北路有2134929户，却有33州106县，平均每县11650户；两浙地区有1778963户，才有14州79县，平均每县22518户。
——摘编自马玉臣《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神宗时期州县省废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宋神宗时期州县省废改革的特点。
材料 管仲的军事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把国都内的居民分为三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士”。让“士”居住在国都内是为了让士“就闲燕”-士兵从此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担负起武装作战的任务。管仲把内政组织赋予军事化意义。“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管仲改革“赋粟”，向农民直接征收粮食以养兵。此外制定了以兵赎罪的政策，作为军队兵器的来源之一。具体办法是，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赎罪。比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办法实施后，齐国“甲兵大足”。管仲的军事改革标志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化，暴力与大众进一步分离和异化，并由此而奠定了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军事制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军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摘编自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管仲军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军事改革的内容及影响。
| A．出身背景影响科举竞争 | B．世家大族把持入仕门径 |
| C．科举制是九品中正制翻版 | D．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 |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史记》的写作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即使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归隐思想，也只是在实现自己政治理论无望的时局下，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扭曲表现。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传统上，东周被分为两个阶段（春秋和战国）。在这两个阶段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社会的流动性起先使贵族间的等级不容易保持，继之则连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生产增加，钢钱开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东周末叶，以平民出身的学者也周游列国，说辩于诸侯之间，而尤其是进入战国这一段历史上号称“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政治哲学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兹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无此精到之处。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学派治国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经济、政治、阶级关系、文化教育等方面说明“百家争鸣”兴起的背景。
材料一 隋朝建立时，世家大族已无法再像魏晋时期左右当时整个政治道路走向，因为社会的力量已经开始重构的过程，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寒门地主兴起的时代，一个新生的政权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扩大其统治基础。隋文帝沿用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三省制度，创行“三省六部制”。
——摘编自黄璟<三公九卿制转变为三省六部制的内在政治》
材料二 唐朝三省六部制是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有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户部、工部等六部。三省相互制约平衡，避免了大权独揽的现象。为了更加适应唐朝的发展需求，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变化。三省六部制度下有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的集权与政令的贯彻执行，提高了行政效率。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此后，历朝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制度。
——摘编自李亚萍、郑辰《唐代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文帝创行三省六部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