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至西汉前期以征兵为主，自武帝之后征募兼施，迄至东汉时期，征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征兵制具有义务兵制的性质。秦至西汉前期，承袭了战国旧制，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适龄编户在一生之中，须服两年兵役。当时全民有义务当兵，但非尽民皆兵。官僚地主、般富之家享有许多优抚特权；适龄对象应征为兵，也有身体、财力和丁口的标准，以之“为役先后”。在征兵制下的士兵来源，一般来自国家“编户”,农民是征兵的主要对象。士兵的社会地位和素质，在西汉以前比较高。唐之府兵也是一种征兵制，汉、唐前期的强盛之局与实行征兵制度不无关系。

——摘编自黄今言《简论秦汉军制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二   宋代都是些雇佣兵，以兵为生，入伍后更不退伍，多半是老兵赢卒，否则是骄兵悍卒，或是赢老骄悍兼而有之。御外侮不足，煽内哄有余。宋代养兵不能用，积贫积弱，社会贱视军人。重文轻武，成为当时风尚。最先有辽，盘踞中国东北。次之有金，夺去了黄河流域。最后有蒙古，吞噬了全中国。

今再通观全史，可见军人之在国家社会，乃系一种义务，非职业。非为谋生，乃为服务。非取于人，乃以献于人。其最高表现，乃为献身国家民族，至于肝脑涂地而不惜。

——摘编自自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

材料一   纵观唐代儒学，曾出现过两次复兴高潮。第一次是在唐初贞观年间。当时唐政权建立不久，隋弊未除．唐太宗听取魏征建议，推行重儒的政策，反对霸道实行王道，于是儒风大行。第二次是在唐中期贞元、元和年间。自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藩镇割据，财赋不输中央，造成政府财政拮据。又因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逃亡，而寺院经济却得到了恶性发展，导致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加之边疆多事，朝廷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因而急需整顿颓坏的封建统治秩序，强化社会纲纪，进而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这就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有力的思想武器……韩愈提出以儒家的“道统”对抗佛家的“法统”，开启了“道学”的先河；柳宗元等人则提出“统合释儒”，其目的是取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用以改造、丰富、振兴儒学。

——摘编自杨荫楼《试论唐代儒学的复兴》

材料二 程朱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改造为玄学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是一种以儒学为主干，兼收佛教与道教，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其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思想内涵，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发愤图强等性格。同时应该看到程朱理学中的消极因素，即理学家重建礼制的努力也是对人性的泯灭。

——摘编自宋钦顺《浅谈宋明理学对儒学的继承发展和影响》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朝治安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历代做法，由各级政府首长全权负责，主管盗窃斗讼事宜及防范、缉捕等，二是以禁军为主体，组建与路、州、县三级政府平行的巡检官系统。汴京在“巡检使”统领下，划分成若干治安责任区“厢”,每一厢设机构“厢公事所”,主管本厢治安行政。宋政府专门组建了“皇城司”,负责地下侦缉，伺察官员的不法行径，侦伺敌国的间谍活动。根据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等规定，“言詈(责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等均列入威胁城市治安的“不法”行为。

——摘编自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材料二   I1、12世纪，西欧城市内开始设置由居民选举而来并具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执政官。执政官在负责地方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管城市治安事宜，尤其是对市场交易纠纷、城市土地买卖纠纷、债务纠纷等进行处置。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如市场上的十字架和钟楼。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及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治安法仅限于“城墙之内”,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全城居民起誓不妨碍治安，并向其他受到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而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材料：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这就是积贫。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保守的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蒙古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立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朝竟无折冲御侮之将。宋朝的治理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

——摘编自王曾瑜《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

2023年3月16日第一财经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预算，当前我国低龄老人（60-69岁）总量保守估计已经达到了1.5亿，从2022年开始，我国就进入到退休高峰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因素是如何在改革中被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的呢？我讲三个故事，作为改革开放三个历史瞬间的代表。第一个是小岗村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一旦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需要转移的时候，体制条件便逐步与之适应。先是转移到更广义的农业即林牧副渔产业上，继而转到农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中，再进一步依次转移到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及其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肯定了经济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从此，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制造业投资，吸纳了大规模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这种重新配置在微观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在宏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我们就真正地逐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利余劳动力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当中，通过贸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直至2010年之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如果查阅世界银行的各国数据会发现，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找不出任何国家在任何其他时期有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表现。正是由于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与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在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家年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