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文教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而变革。受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教育逐渐走向没落。流散在四方的王官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出卖知识。而没落的贵族子弟、新涌出来的新兴地主分子和挣脱枷锁的自由民，又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二者的结合加速了“学在四夷”格局的形成。此外，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教发展史上第一次质的飞跃，其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摘编自张传燧朱璋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四次重大变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标志着太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此后西汉诸帝继续推行太学教育，至成帝末年，太学生员一度增加到三千人。因博士数量及博士弟子员数额有限，私授儒学的现象在汉代也是蔚然成风绝大多数的授业者都会被朝廷或地方官府延请聘用。此外，很多经学出身的官员退隐后，也会把教授儒学作为自己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正如阎步克说：“汉代民间私学之地位并不低于太学。”
——摘编自孙立涛《汉代儒学教育模式与儒生成长之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文教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文教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先秦时期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礼》中记载“大司徒”负责实行荒政和救济孤寡等;“遗人”具体负责日常及灾荒时的救济与施舍;《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了“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十有二曰除盗贼”等荒政措施.还规定了“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购（救济）”的救助措施；在为齐宣王解说周文王如何治理国家时.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强调“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墨子主张通过利他和利我从而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
(1)根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社会保障思想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说明先秦时期社会保障思想的特点。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会有恻隐之心。统治者只需要顺从自己内心的恻隐之心，就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民有恒产”，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认为“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
材料二 西汉董仲舒的思想以“君权神授”为核心，认为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人民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天道，否则就是反对上天。他还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宣扬“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也是天的意志，天的安排。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练《浅析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的主要不同》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孟子与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到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何角度进行华夏认同？并说明这种民族认同的历史影响。
材料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国”（繁体为“國”）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有人守卫的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
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
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
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立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用“中国”了。
——葛剑雄《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历史》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含义。(2)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简析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意义。
材料 商鞅变法之前。秦人尚武，私斗成风。商鞅在变法中引导人们杀敌立功、追名逐利，乃致达到“闻战而相贺”的地步，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在秦人价值观中，伦理意识差，亲情和宗法观念淡薄，讲求功利的氛围浓烈。商鞅据此宣扬“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的理论，而道德.知识则是有害无益的，指出要发展国家的实力，就要顺应民众“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的本性，以重刑厚赏的严密措施，把人民的力量集中到“农战”方面来。商鞅极力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强制秦人把大家族变为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新法实行后，“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普遍确立。
——摘编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变法顺应和整合秦国文化传统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商鞅变法对秦国风俗的影响。
材料 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古代的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各国纷分进行田制改革.实现国家授田制。各国当时的授田标准基本上是“一夫百亩”。李悝所制定的“每夫扶五口，治田百亩”,孟子所倡导的“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和荀子所谓的“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等都印证了这一标准。这一百亩是国家制定征税数量的标准亩积，并非实授面积。不同地区的土地质量差别很大，都按每夫百亩授予是行不远的。授田制的目的是把农民束绰在土地上，课之以税。战国时代授田农民的经济负担主要有三项:票米之征、布常之征、力役之征,其饱的还有房屋税、桑蚕税、牲育税、关税、市税等等。授日制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地对国有土地再分配的运动，土地一经授予,可以子孙传袭,以为世业。到战国末期,国家对土地只有行政管理权,农民上交国家的产品只具有赋税性质而不再具有地租性质.租税开始分离。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各国进行授田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战国时期的授田制改革。
材料一 相传黄帝族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合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变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