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奴隶制度逐渐瓦解，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兴起，随之而来的是诸侯国之间的争霸与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需要有识之士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于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了发挥才干的历史舞台。他们大多自成一家，有自己的精髓思想，帮助列国进行改革。周朝以前，学在官府是理所当然的，春秋战国时期，士族阶层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局面，各地出现了私学，许多知识分子有了学习的环境和氛围，各流派的思想得以传播，他们广收门徒，著书立说，百家争鸣逐渐产生并发展。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材料二   在治国方略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道德和礼教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孟子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被人民推翻。韩非子认为王权是法律的来源，是君主权力的一部分。道家主张无为，信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认为无为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到了封建社会，王朝初期多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经济有所恢复后实行积极有为的儒家治国，同时制定法律，规范民众行为。

——摘编自钱崇涛《百家争鸣万流归宗——略论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一）》

材料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最为彻底的，其中他的农本思想与对农业的激励政策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变法中规定，凡勤于耕织、生产粮食和织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对懒惰、经商和游手好闲或不务正业而贫穷之民，国家不仅不给以帮助而且要收容为官奴婢，强制从事各种劳动。商鞅认为，农税重，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益，进而影响到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只有做到“征不烦，民不劳”，才有利于稳定农业。为此，他把“货秉而税”作为促进农业的一个办法，以迫使那些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转而务农，否则就会在国家税收的压力下处于更加困难的地步。

——摘编自李维林、赵梦涵《商鞅的农本思想与激励政策析论》

材料   战国中期的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重法名世。在变法改革中，商鞅强调国家应采用重刑使人们守法以避害，还应用重赏吸引人们循法以逐利，刑的威慑作用大于赏，“先刑而后赏”。他注意到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百姓，甚至会使百姓效仿其行，不守法度。因此，设置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明确各级官吏的权责，特别鼓励官吏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他还注重培养人们主动守法的意识，树立和强化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此外，商鞅要求法律条文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扩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战国策》赞叹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摘编自隋淑芬、施建中《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等

材料 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力图扭转儒家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要使儒家学说为更多统治者采用。为此，针对孔孟非贤君不仕的观点，荀子将君主划分为三类：圣君、中君、暴君。臣子对圣君要“以顺上为志”，对中君要“有谏争，无谄谀”对暴君则要坚持原则立场采取温和渐进的手段向暴君讲明道理，引导其走向正途。反对“群臣去忠而事私"。荀子提出“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在选拔人才时君主应试做到“不性亲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

——据高春海《荀子人际关系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