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面对“天下恶乎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 墨子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二贵”“夫妻持政”是祸乱的原因。
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希腊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意味着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1)概括材料中先秦时期思想界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古希腊人认为“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这一矛盾在近现代是如何得以解决的？请运用世界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中国古人通过祭祀表达对黄河的敬畏。据甲骨卜辞记载，殷人每年多次举行黄河祭祀，以求雨、求丰年等。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也常常祭祀黄河，以结盟、立誓或祈求战争胜利等。
材料二
| 1903年 | 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 |
| 1910年 | 革命派《民声》杂志发表组诗《爱之歌》，其中《黄河》篇写道：“吾族受此河流赐，产出一部民族志。” |
| 1923年 | 李大钊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中写道：“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 |
| 1937年 | 国共两党代表在黄河边同祭黄帝，毛泽东亲撰祭文，“胄衍祀绵，岳峨河浩”“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
| 1938年 | 《民族诗坛》发表诗歌《黄河》，诗中写道：“黄河！你这中华国族的母亲，现在你再也不能安睡，东方吹动了号角，杀声震变了天地。” |
| 1939年 |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歌声激起热烈反响，迅速传唱到各根据地和抗日前线。 |
(2)20世纪上半叶，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其时代内涵不断丰富。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予以说明。
材料一 中国早期文明从夏商重巫到西周重史，史官文化逐渐形成。史官文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学在王宫，平民百姓没有文化；二是职在史官，史官之外的官吏无权记录；三是包罗万象，史官记载的内容涉及国家大事的方方面面，几乎涵盖精神文化的全部。这充分体现了史官文化的独占性与封闭性。到了春秋时期，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局面日益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所取代，整个社会面临着大动荡和大分化。一个从独占性、封闭性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发展的转化过程逐渐形成。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材料二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对于当时社会变革中的种种问题，人们提出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认识和主张大部分是围绕政治思想上的论述而逐层铺展开的。人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就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具有普遍的政治色彩。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背离，思想家们生发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并为此锲而不舍地追求。此外，长期的封建割据、封闭的自然经济、迥异的地理环境、各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使列国文化步入独立发展的轨道，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
——摘编自王景润《简论春秋战国文化的时代特色》
(1)简述材料一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原因及影响。
(2)概括材料二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时代特色。
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1)归纳史料一、二、三中的历史现象，并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2)结合以上史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冷落，而法家思想备受推崇的原因。
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何角度进行华夏认同？并说明这种民族认同的历史影响。
材料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国”（繁体为“國”）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有人守卫的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
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
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
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立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用“中国”了。
——葛剑雄《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历史》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含义。(2)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简析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相传黄帝族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合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变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三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而且统一在这种交替过程中永远居于主导地位。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融合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同化（或融合），而且伴随着每次融合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息息相关，甚至是政治上的分裂动乱愈厉害，民族之间的斗争愈激烈、民族同化（融合）也就愈迅速、愈全面。而民族融合不仅带来统一和安定，而且保证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始终不间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同时还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和汉文化不断推上了主导和核心的地位。
——摘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民族融合”或“分裂与统一”为中心，提出你的观点，并阐述理由。（观点明确，史实准确，理由充分，逻辑合理）
材料一 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九州的中心为华夏族的居住区，其四周被视作虚幻的方外，为四夷居住区，拱卫中国。中国古代“天下观”是有限性疆域的观念，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则在“天下观”的基础上，由历代儒家学者根据不同形势而构建的两个重要方面。这种一体两面的认知随儒学成为官方哲学而被意识形态化，进而形成了祭天制度、礼法制度以及对边疆统治制度等有利于“天下归一”的有力实践。
——改编自吕文利《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
材料二 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分工及私有制是国家产生的原因。国家应该包含以下几点：其一，国家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其二，国家是特殊的暴力机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其三，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尽管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本质上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四，随社会不断发展，国家最终将被“自由人联合体”取代。
——改编自袁明、黄明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研究综述》
材料三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表达了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改编自陈积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基本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相比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不同之处。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