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即使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归隐思想，也只是在实现自己政治理论无望的时局下，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扭曲表现。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还是九流十家的说法也好，都表明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塑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材料一： 孔子曰:“(禹)敏给克济,其德不回( 违背) ,其仁可亲,其言可信。”

——《大戴礼记·五帝德》

材料二：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

——《墨子·节葬》

材料三：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韩非子·饰邪》

材料一   

材料二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西周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在生存压力之下，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兴起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这些举措推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突破。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等

材料二   就当时而言，百家争鸣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而封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文化上，百家争鸣使教育从原来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学在官府”发展成为人人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知识的“学在民间”。知识分子对世界观和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使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原本是为官府所垄断，是所谓王官之学。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成为“士”（特殊的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孔子自五十五岁弃官离鲁，到六十八岁离卫返鲁，前后在外凡十四年。这十四年，孔子不仅是在奔波求仕，也是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他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得到各诸侯国的重视，但孔子胸怀万卷书后的万里之行不是一事无成，而是收获丰盛。正是由于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才让孔子成为了更好的学问家和思想家。

——摘编自李启谦《孔子周游列国论纲》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原本是为官府所垄断，是所谓王官之学。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成为“士”（特殊的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知识以更快的速度向民间转移和传递，这成为士人的另外一个来源。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他们二者的结合，则是诸子学出现的直接土壤。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脉络环环相连，摇摆反复，不仅朝代之间政治、经济政策迥异，即使是在同一朝代，政治经济政策也会发生重大变化。秦末农民起义冲垮了秦的残暴统治，破坏了社会经济。西汉初年，文景扫除烦苛，与民休息。但对诸侯王的纵容，使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对商贾豪民骄横不法等问题态度暧昧，对铸币权时弛时收，使得“民多奸铸”的问题严重。汉武帝即位后，欲图振作。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一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观园中，诸子百家熠熠生辉，儒道释和谐共生……毫不夸张地说，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材料二   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还是九流十家的说法也好，都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塑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