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数量变化图

材料二  “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原本是为官府所垄断，是所谓王官之学。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成为“士”（特殊的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知识以更快的速度向民间转移和传递，这成为士人的另外一个来源。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他们二者的结合，则是诸子学出现的直接土壤。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脉络环环相连，摇摆反复，不仅朝代之间政治、经济政策迥异，即使是在同一朝代，政治经济政策也会发生重大变化。秦末农民起义冲垮了秦的残暴统治，破坏了社会经济。西汉初年，文景扫除烦苛，与民休息。但对诸侯王的纵容，使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对商贾豪民骄横不法等问题态度暧昧，对铸币权时弛时收，使得“民多奸铸”的问题严重。汉武帝即位后，欲图振作。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即相互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材料三   （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封建社会中，知识本为贵族所专有，但因封建制度的渐趋破坏，贵族的后裔降为平民的日渐增加，知识也因而流入民间。加以王室衰微，政治无主，传统的文化渐已不能支配人心，因此独立的思潮开始抬头，这情形在春秋末期已甚显著。……诸夏文化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并吸收相当成分的外族文化。这些新因素，更刺激新思想的产生。

——摘编自傅乐成《中国通史》

材料二   作为宗教，佛、道两教虽然具有使人们排遣精神苦闷、消弭死亡恐惧的作用，但是在遇到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和处理具体社会问题时，则又不能与儒学抗衡了。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其德治教化学说更是君主政治的修饰和补充。……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宗教文化所不具备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稳定和统一趋势的形成，这种精神日益显得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够生生不息，并在十六国北朝时学术地位不断上升。

——摘编自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原本是为官府所垄断，是所谓王官之学。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成为“士”（特殊的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孔子自五十五岁弃官离鲁，到六十八岁离卫返鲁，前后在外凡十四年。这十四年，孔子不仅是在奔波求仕，也是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他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得到各诸侯国的重视，但孔子胸怀万卷书后的万里之行不是一事无成，而是收获丰盛。正是由于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才让孔子成为了更好的学问家和思想家。

——摘编自李启谦《孔子周游列国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