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上取得如此辉煌瞩目的成就的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文化的创造主体——刚刚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知识分子，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自觉担当起拯救苍生的历史重任，重新构建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

——摘编自周金华《从“百家争鸣”看春秋战国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

材料二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道德经》

王……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其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孟子·梁惠王上》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

——《韩非子》

材料三   “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形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材料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的产生与发展。

——摘编自李静、萧洪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形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史料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著《中华文明史》

史料一   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是以传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

——刘向《〈战国策〉书录》

史料二   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

——孔鲋《孔丛子卷二·居卫第七》

史料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蓄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摘编自《淮南子·要略》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先秦的士在我国古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是非常活跃、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阶层。西周的士，作为下级奴隶主，也要按血缘亲疏来区别大宗、小宗；当时不仅“士食田”“士竞于教”，而且（士）“大抵皆有职之人矣”，其职责包括“传言”和主察狱讼之事等。

——摘编自詹子庆《先秦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战国初期，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他们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战国以前的士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而战国时期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他们已经脱离了分封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发展

材料二 根据《汉书》记载：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大约有“千八百国”。到春秋时期，还剩140多个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十几个诸侯国了。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各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意见，并互相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摘编自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

材料一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当时（西汉）的儒学者们，适应历史的需要，勇敢地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一是要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二是要恢复与保护儒家经典；三是要深化儒经研究。

——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材料三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材料四 至于到了封建末世，当民主主义开始萌动之际，古老的民本主义再度发挥其社会批判功能，并成为生发近代民主主义的生长点。明末清初黄宗羲（1610—1695）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便承袭了前辈的民本主义思想，提出国君是“天下之大害”的惊世骇俗命题，向流行于当世的“君为天下主”的传统论调提出挑战。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