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三皇、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号曰‘皇帝’。”王曰：“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及至秦，统一国之币。度量衡石丈尺同一。车同轨。

——摘编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西域自昔戎胡错居，道路时为闭塞。至汉征匈奴，武帝闻月氏族与匈奴有怨，欲诱之共击匈奴，乃遣张骞使月氏……后霍去病破匈奴右地，金城河西、盐泽之间，不复有匈奴，于是……设四郡，武帝发使抵安息、奄察、黎轩诸国，使者相望于道。

唐初设州府以经营云贵，后扶南诏制吐蕃，又拓建、修缮道路。后南诏渐强，与唐交恶，以滇川黔相邻处之道入川，屡战于唐。为占滇川黔相邻地，南诏乃东向，建东城，修道路。唐为制防之，更视滇川黔相邻地之道路为重。二者乃战不息，皆有减损。

——据马亚辉《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等整理

材料一   统一后，秦朝铺设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于全国的驰道，并对在道路上行驶的车子两轮间的距离作了统一规定。为了与匈奴作战时能迅速地将军队派往长城，以咸阳为起点修筑了一条直线延伸向北的道路。秦朝还在山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加强了对云、贵一带的控制。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帝国最偏僻的地方，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

——摘编自（日）鹤间和幸《秦汉帝国：始皇帝的遗产》

材料二   西域自昔戎胡错居，道路时为闭塞。至汉征匈奴，武帝闻月氏族与匈奴有怨，欲诱之共击匈奴，乃遣张骞使月氏……后霍去病破匈奴右地，金城河西、盐泽之间，不复有匈奴，于是……设四郡，武帝发使抵安息、奄察、黎轩诸国，使者相望于道。

唐初设州府以经营云贵，后扶南诏制吐蕃，又拓建、修缮道路。后南诏渐强，与唐交恶，以滇川黔相邻处之道入川，屡战于唐。为占滇川黔相邻地，南诏乃东向，建东城，修道路。唐为制防之，更视滇川黔相邻地之道路为重。二者乃战不息，皆有减损。

——据马亚辉《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等整理

材料三   忽必烈即位后两都之间的交通路线也很快建立起来，大体可分为驿道、东道和西道三条线路。驿道是一般元人走的路线，从大都出发，途经驿站十一处，抵达上那，这条路线也是大都至岭北地区线路的南段，元朝派往漠北地区的使臣、官员、军队以及物资调配，也都要通过这条驿道运输北上。东道和西道分别是专供皇帝从大都往返上都的路线。

——摘编自卜宪群主编《中国通史·辽宋夏金元卷》

材料一   秦始皇又增派援军，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秦在统一过程中，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在南北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也修通了道路，特别是修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粤酒系连结起来。

——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自永嘉风暴到隋的统一（311~589），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互相冲突、采借文化的时期。调适的结果形成了文化的整合或涵化，其最终的表现则为隋唐帝国光辉的汉胡混合文化的光临。自永嘉五年以后，虽然有大批中原的士族南渡，但仍有很多的汉人留在北方；新迁入的游牧民族自然也挟带着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于是引起了双方的“文化采借”。在大部分时期内，农业民族是居于指导者的地位，五胡建国于中原后的行政组织、礼仪、法律等，多出自汉人的设计。当然，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思想冲突、种族纠纷、政治斗争等现象难免会经常发生，甚至导致若干悲剧的上演，但随着时势的推移以及双方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伟大的历史任务。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的建设。得益于国家统一和雄厚的财政实力，秦朝形成了以公路交通为主，辅以运河运输的交通体系。这一体系在六国自身交通体系的基础上，呈现出统一、静态、闭合的特点。与秦帝国修建道路以维护自身统治不同，罗马修筑道路与其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有直接关系，通过战争的大肆掠夺，使罗马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又为修筑道路提供了充分的财力支持。最后罗马帝国形成了以地中海海运为主动脉、以公路交通为血管的交通体系，呈现出囊括性、开放性的特征。

——摘编自牛秋实《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会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1870—1900年的铁路网（单位：千公里）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交通史》

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

材料三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材料一   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中国也。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汉君营其室。

材料二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对于统治者来说，想要维持一个政权的统治，必须在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

（1）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

（2）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

（3）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

（4）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整理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三   汉武帝时期，西汉在修复秦长城的基础上继续向西北大规模修筑长城。“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利燧……（匈奴）攻之，而不能害。”“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是后，匈奴远遁，而慕南无王庭。”

——据《史记》《汉书》整理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这位不久后被称为始皇帝的秦国君王，歼灭了战国六雄中最后一个残存的国家齐国，由此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宏业。中国史上诞生了首个大一统王朝。天下统一后，各种新制度、新政策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一夜间，一个拥有全新国家结构与特征的大一统国家拔地而起。

——（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材料二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既重视“要在中央”，也强调因俗而治，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外历史纲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