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三皇、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号曰‘皇帝’。”王曰：“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及至秦，统一国之币。度量衡石丈尺同一。车同轨。

——摘编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西域自昔戎胡错居，道路时为闭塞。至汉征匈奴，武帝闻月氏族与匈奴有怨，欲诱之共击匈奴，乃遣张骞使月氏……后霍去病破匈奴右地，金城河西、盐泽之间，不复有匈奴，于是……设四郡，武帝发使抵安息、奄察、黎轩诸国，使者相望于道。

唐初设州府以经营云贵，后扶南诏制吐蕃，又拓建、修缮道路。后南诏渐强，与唐交恶，以滇川黔相邻处之道入川，屡战于唐。为占滇川黔相邻地，南诏乃东向，建东城，修道路。唐为制防之，更视滇川黔相邻地之道路为重。二者乃战不息，皆有减损。

——据马亚辉《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等整理

材料一   统一后，秦朝铺设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于全国的驰道，并对在道路上行驶的车子两轮间的距离作了统一规定。为了与匈奴作战时能迅速地将军队派往长城，以咸阳为起点修筑了一条直线延伸向北的道路。秦朝还在山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加强了对云、贵一带的控制。一条道路可以通往帝国最偏僻的地方，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

——摘编自（日）鹤间和幸《秦汉帝国：始皇帝的遗产》

材料二   西域自昔戎胡错居，道路时为闭塞。至汉征匈奴，武帝闻月氏族与匈奴有怨，欲诱之共击匈奴，乃遣张骞使月氏……后霍去病破匈奴右地，金城河西、盐泽之间，不复有匈奴，于是……设四郡，武帝发使抵安息、奄察、黎轩诸国，使者相望于道。

唐初设州府以经营云贵，后扶南诏制吐蕃，又拓建、修缮道路。后南诏渐强，与唐交恶，以滇川黔相邻处之道入川，屡战于唐。为占滇川黔相邻地，南诏乃东向，建东城，修道路。唐为制防之，更视滇川黔相邻地之道路为重。二者乃战不息，皆有减损。

——据马亚辉《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等整理

材料三   忽必烈即位后两都之间的交通路线也很快建立起来，大体可分为驿道、东道和西道三条线路。驿道是一般元人走的路线，从大都出发，途经驿站十一处，抵达上那，这条路线也是大都至岭北地区线路的南段，元朝派往漠北地区的使臣、官员、军队以及物资调配，也都要通过这条驿道运输北上。东道和西道分别是专供皇帝从大都往返上都的路线。

——摘编自卜宪群主编《中国通史·辽宋夏金元卷》

材料一   秦始皇又增派援军，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秦在统一过程中，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在南北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也修通了道路，特别是修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粤酒系连结起来。

——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自永嘉风暴到隋的统一（311~589），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互相冲突、采借文化的时期。调适的结果形成了文化的整合或涵化，其最终的表现则为隋唐帝国光辉的汉胡混合文化的光临。自永嘉五年以后，虽然有大批中原的士族南渡，但仍有很多的汉人留在北方；新迁入的游牧民族自然也挟带着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于是引起了双方的“文化采借”。在大部分时期内，农业民族是居于指导者的地位，五胡建国于中原后的行政组织、礼仪、法律等，多出自汉人的设计。当然，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思想冲突、种族纠纷、政治斗争等现象难免会经常发生，甚至导致若干悲剧的上演，但随着时势的推移以及双方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伟大的历史任务。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致力于全国交通网的建设。得益于国家统一和雄厚的财政实力，秦朝形成了以公路交通为主，辅以运河运输的交通体系。这一体系在六国自身交通体系的基础上，呈现出统一、静态、闭合的特点。与秦帝国修建道路以维护自身统治不同，罗马修筑道路与其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有直接关系，通过战争的大肆掠夺，使罗马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又为修筑道路提供了充分的财力支持。最后罗马帝国形成了以地中海海运为主动脉、以公路交通为血管的交通体系，呈现出囊括性、开放性的特征。

——摘编自牛秋实《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交通及社会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1870—1900年的铁路网（单位：千公里）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交通史》

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化体制，也是秦始皇最具历史意义的创制……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取代地方分权的封建体制，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以后中华帝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封建体制的反动——逆潮流而动，但都没有好下场。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于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便于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决定国家大事，参加国家管理，从而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体现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从制度上保证了各少数民族都能平等地参与政治，从而促进了民族团结，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摘编自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材料一   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将军蒙恬率大军30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筑44个县城，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50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                  

——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公元前215年，蒙恬北渡黄河，据守在今大青山一带，利用地势，修缮、增补旧秦、赵、燕长城，并连接起来，形成著名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建不仅有益于长城以南的农业民族，亦有益于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由于长城的存在，民族间补充物质需求的方式逐步由暴力改纳入和平有序的轨道。不可否认，长城曾是民族间的军事防御工程，但它亦是民族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保证与象征。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长城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认同物，大概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的。“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的迅猛浪潮，使长城更富有新的气质和新的景象。“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激动人心。长城像一条巨龙，又一次在炎黄子孙们的心，上腾飞了。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长城已抽象升华为祖国疆土和人民和平生活的坚强保卫者的象征，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意志和力量。          

——摘编自蔡乐苏《历史发展的主脉与长城的象征意义》

材料一：秦人统一，此期间有极关重要者四事：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此四者乃此期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三：这一构想归纳为如下五个基本点较为全面和适当：

①“一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②“两种制度”。即__________________。③“高度自治”国家统一后，香港、澳门和台湾政府在各自的特别行政区内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④“本地人管理”在香港即“港人治港”，在澳门和台湾，也是实行这一原则，五十年不变。⑤“一国两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措施，而是一项战略构想。“五十年不变”是这一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李步云《论法理》

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

材料三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