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健全和巩固新建的政权。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改进。秦代建立的赋税徭役并行制，是以田租、口赋和其他杂税为三大支柱，并辅以徭役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

——摘编自易述程《古代税赋——历代赋税与劳役制度》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农民的大量逃亡，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乏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

——摘编自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

材料三   康熙后期，清政府将百姓赋税中以人丁为单位征收的“丁银”数额固定下来，号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将其分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

——【清】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材料一 丞相（王）绾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人，诸侯更相征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史记·李斯列传》

材料二 从秦到清，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态有过纷纭繁复的变化……这种因时而异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集权的功能罢了。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历代行政区域……废置纷繁，分合靡定，但无非皆就前代之制度沿革损益，而无根本性质的变动。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秦诏版拓片

材料二 汉武帝将盐、钱、酒的制造和售卖权收归中央，还规定所有商贾须每年向朝廷呈报财产，按额征税，此为“算缗”，车船等也须纳税，并鼓励百姓告发隐瞒财产之商贾，凡举报属实者可得被告发商人财产之半，此为“告缗”。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他便设官命其“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

——摘编自王俊编《中国古代赋税》

材料三 最初，唐太宗命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后改为礼部侍郎，并增加了比隋朝多三、四倍的科目，确定以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六科为常设科目。唐太宗还规定每年十一月起，至次年三月止，为考试日期，规定所有考生，必须考以《春秋》《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为内容的贴经，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由中国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新发展的客观趋势，促成了唐太宗时期中外交流的繁荣。

——摘编自赵克尧等《唐太宗传》

材料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适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资治通鉴》司马光卷二十九

材料二 宏推行一系列汉化措施，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通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应该说汉化是总体的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甚至多向的。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最终促进了南北统一后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辉煌盛世。

——根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整理

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

材料三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