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适应了中央集权强化的需要 | B．推动了汉武帝时期社会变革 |
| C．反映了部分王国的政治立场 | D．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
| A．践行了重农抑商政策 | B．国家分裂势力加剧 | C．赋税制度进一步优化 | D．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
3 .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其中董仲舒的儒学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并利用阴阳家学说把思孟（子思和孟子）学派的天人合一论和荀子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封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给儒学披上神学的外衣。在他的思想体系里看不到“和而不同”的观点。他所强调的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如果说在伦理学的范围，董仲舒的儒学丧失了理性主义，那在政治学的领域，他的“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却推动了国格，观念的诞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在唐代统治阶级思想中，他们既不能放弃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作用，也不愿意对有助王化的佛教和道教势力进行实际上的限制。至中唐时，道教空前兴盛，并从义理与人生哲学方面整合儒佛之学，倡导“性命双修，与理身理国”。佛教也因其由博而约、由繁而简的发展趋势，吸纳着众多信徒，抚慰着世人普遍不安的心灵。此时的儒学，因在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权成的失坠，而陷入了治国无力、治心无门的窘境。虽然韩愈等人力排佛老、捍卫儒家道统，但直到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的出现，儒学复兴运动才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他们既捍卫和发扬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传统，也从哲学义理的高度给予儒学以系统的解释和说明。
——摘编自刘亮红《唐代儒学权成失坠表现及原因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代儒学陷入“治国无力、治心无门的窘境”的原因，并指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才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的表现。
| A．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 | B．社会习俗受主流思想影响 |
| C．奢靡铺张风气的流行 | D．伦理道德规范的逐渐弱化 |
| A．人民群众的革命性作用 | B．所有人的智慧构成文明 |
| C．汉武帝善于重用各种人才 | D．历史发展是合力的结果 |
| A．主流价值渗透宫廷生活 | B．精耕细作坚持以农为本 |
| C．作物栽培影响天人观念 | D．财政危机阻碍技术革新 |
材料一 汉武帝北伐匈奴后，收复河套地区，筑朔方城，置朔方、五原郡；开河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郡；修长城、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边防体系，这些管辖机构及边防体系的设置，既有利于抗击匈奴，也有利于加强对新拓地的治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汉设属国都尉保卫其安全，协调其与周围居民的关系。属国吸收了不少匈奴原来的官员到各机构担任武官职务，并保留其原有封号。汉武帝从大一统大局出发，以和亲、谈判、派使者出访、置属国等有效灵活的措施，使“拓边”和“固疆”有地的结合在一起；汉武帝时的官方移民，不仅有移向边地的汉族，也有移入汉地的少数民族，各民族共同生产，共同生活。
——摘编自尼安木、王玉功《论汉武帝的疆域政策》
材料二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共动用了100多万的兵力，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彻底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的不利局势，基本上确定了汉对匈奴的绝对优势。在打击匈奴的过程中，为寻找可以联合的力量，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寻找大月氏。在这一过程中，汉朝第一次得知了有关西域的情况。带着联合乌孙对抗匈奴的使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汉武帝不仅将农业生产方式推广到当时可以认知的世界之极限，而且募集、迁徙一些受灾的贫民去开发这些新土地，大批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民暂时获得了生计，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举动历来饱受非议，历代儒士普遍认为对外战争使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以至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摘编自徐彦峰《自然灾害背景下汉武帝开疆拓土再审视》
(1)根据材料一，列举汉武帝疆域政策的内容。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对汉王朝与匈奴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自夷夏意识产生以来，“夷夏之辨”便成为主导和决定边疆理念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间的现实竞争。春秋时期，孔子把区分夷夏的标准由血统改为礼术，从而使传统观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别具备了松动的可能，使得夷夏之间的互转成为可能。孔子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礼记·曲礼》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孟子亦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拒）。”
材料二 随着新儒学整合的不断深化，董仲舒的边疆理念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倾向。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王者有爱其之权利，亦有爱其之义务。爱及四夷，体现了身为王者主动施爱于四夷的积极心态。至汉武帝之世，华夏族群即将完成最后的整合与重建，爱华夏于内的任务基本完成，爱及四夷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董仲舒所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1)概括先秦至汉代儒家的边疆思想倾向的变化，并指出这一变化的政治实质。
(2)说明董仲舒边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3)从魏晋至清中叶任选一个时期，试举一例说明社会思潮对边疆或民族治理的影响。
| A．严厉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 | B．加强对商业活动的严格管理 |
| C．加强国家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 | D．解决攻打匈奴所需经费问题 |
| A．加强中央集权 | B．促进地方经济 | C．充实边疆军费 | D．打击地方经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