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魏前期军中号令都使用鲜卑语，汉族官员或习鲜卑语，或置译令史。但彼时文书则多用汉文（鲜卑很可能没有文字），太武帝遣使至嘎仙洞祭拜先人，也使用汉文书写铭文。随着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北魏政权，鲜汉官员言语沟通、文书用语与口头用语的差异等问题愈加凸显，不仅行政效率受到较大制约，也易导致鲜汉官员分化对垒。孝文帝迁洛后，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以汉语作为通行语言，原以汉字表音、多有缀语的鲜卑姓也由此改为汉姓，这一措施由上层逐步下及庶民。孝文帝迁洛后鲜卑贵族交游雅集、吟咏谈玄的风气，正是以汉语的使用与普及为基础。

——摘编自徐成《北朝制度革新为隋唐大一统创造条件》

材料二 11世纪，苏格兰王室就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至14世纪，具有北方口音的英语已经在苏格兰南部和东部几乎替代了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盖尔语。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特别强调，王国各级司法官员须保证在各级各类法庭中使用英语。到了17世纪初，作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共同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称詹姆斯六世）采取的政策也是用英语把两个王国联合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便是翻译出版钦定版英文《圣经》，并下令通行于两国的所有教堂，开启了以共同语言构建不列颠宗教共同体的历程。这使得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皆以新教徒这一共同身份与法国等欧陆国家加以区分。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

材料一   讲史小说大约兴起于北宋，在元明时期进入鼎盛。作者借用“讲史” 形式创作小说，以抒发对现实的情感和理想。《三国演义》就是典型的讲史小说。

——摘编自朱维铮《走出中世纪》

材料二

材料三   关羽本为三国时期蜀汉的武将。进入宋代以后，他不仅受到国家祭祀，宋徽宗还赐以“义勇武安王”的神号，作为保佑宋代军事行动的武神崇拜。

关羽的故乡解州(今山西运城)是重要的盐产地，元明清时期来此的商人都会拜访关帝庙以祈求旅途安全、生意兴隆。在元代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中，关羽被塑造为山西盐商的守护神。        

明朝万历年间发生蒙古王公和西南土司的叛乱，平叛期间皇帝敕封关羽为“关圣帝君”。清朝乾隆帝对《三国志》中关羽“壮(勇猛)缪(名实不符)侯”的谥号不满，下令“关帝之谥，改为忠义”,在全国遍立关帝庙。

——摘编自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等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材料   冯太后出身于北燕王室长乐冯氏，为人聪明明察，读过书，学过算术，是北魏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杰出人物。476年，冯太后临朝称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太和八年六月，冯太后下诏班制俸禄；九年、十年，她又亲自主持颁行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变化。她重视儒家教育，下令各郡设太学，置博士、助教，根据各郡大小招收学生。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冯太后用人颇具政治眼光，她器重李冲的见识才干，当时的政治措施、制度兴革多有李冲的谋划。冯太后对孝文帝的管教很严格，在其长期影响下，孝文帝成长为一位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孝文帝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太后的事业，延续了冯太后制定的政策。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王猛在辅佐前秦的过程中，不仅严明法纪，严厉打击中央权贵、地方豪强，而且还亲自领军打仗、东征西讨，为前秦扩张土地，为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通过积极兴修水利、减租减息、修建梯田、改造盐碱地等措施鼓励农民耕作，保障了前秦的后勤储备。除此，王猛“整齐风俗，渐兴学校”，提倡儒学，以教化为本。前秦亦是设中央太学，建立各级地方学校，实践“以礼治国”的思想。王猛还重视人才的选拔，凡是有“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皆委以任用，如房旷、房默兄、韩胤、阳瑶等人皆是有才之人，都被王猛力荐为官。在一大批的人才之中，不但有汉族、氐族之人，亦有鲜卑、羌族等人。

——摘编自王新文《论王猛治国思想的特色》

材料   关于曹魏张皇后被废一事，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嘉平六年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司马师）……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宋代学者胡三省，则指出司马师弑后而非仅废后，并强调“曹操杀汉后伏氏，而司马师杀魏后张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清代学者黄恩彤亦认为：“窃谓（曹）操第弑后耳，司马（师）则不止弑后，且弑帝矣。不惟司马（师）之恶浮于操，亦天恶曹瞒，假手司马（师）以倍其报也。”清代学者洪亮吉则援引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子以佐证，一为当时大臣文钦给郭淮的书信，“太傅（司马懿）既亡，然其子（司马）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废）主弑后，残戮忠良，包藏祸心，遂至篡弑。”二为毌丘俭讨伐司马师时向朝廷的上书，“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并指出该志《孙峻传》中亦有“（孙）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正史确载其被杀）”等相似内容。

——摘编自黄树林   曾庆环《胡三省“司马师杀张后”说探微》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