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材料一   从西晋末年起，北方人民大批流亡至长江流域。东晋朝野仍以北伐为念，“至于元嘉（南朝刘宋年号）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宋齐之后，侨人遂安于南方，不再作北伐之想，与土断后即以世居之地为故乡有一定关系。

材料二   南水北调工程部分大事记

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引江济河”的设想。

1952年，毛主席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20世纪50年代，有关部门开始组织专家对南水北调进行勘察和规划研究。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

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南水北调”列入“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

2002年，历时50年的工程规划论证阶段结束，南水北调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实施中，仅“穿黄工程”即使用了33项新材料和新工艺，创造了110项国内专利。

2014年，中线一期工程建成通水，长江水直接供应北京城区70%以上的用水。为支持工程建设，湖北、河南两省共有近35万人移民搬迁，受水区则为水源区提供科技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支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代表全区384万市民向河南省淅川县捐款384万元用于陶岔小学的重建，淅川县将其更名为渠首朝阳小学。

到2023年5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超过620亿立方米，其中实施生态补水近100亿立方米。

材料一   讲史小说大约兴起于北宋，在元明时期进入鼎盛。作者借用“讲史” 形式创作小说，以抒发对现实的情感和理想。《三国演义》就是典型的讲史小说。

——摘编自朱维铮《走出中世纪》

材料二

材料三   关羽本为三国时期蜀汉的武将。进入宋代以后，他不仅受到国家祭祀，宋徽宗还赐以“义勇武安王”的神号，作为保佑宋代军事行动的武神崇拜。

关羽的故乡解州(今山西运城)是重要的盐产地，元明清时期来此的商人都会拜访关帝庙以祈求旅途安全、生意兴隆。在元代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中，关羽被塑造为山西盐商的守护神。        

明朝万历年间发生蒙古王公和西南土司的叛乱，平叛期间皇帝敕封关羽为“关圣帝君”。清朝乾隆帝对《三国志》中关羽“壮(勇猛)缪(名实不符)侯”的谥号不满，下令“关帝之谥，改为忠义”,在全国遍立关帝庙。

——摘编自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等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材料一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材料二

史料	①	②
	亮欲都燕，先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 ——《日下旧闻考》
说明	《日下旧闻考》是乾隆年间编纂的有关北京史的书籍。材料大意是：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想迁都燕京（今北京），先派遣画工详细绘制北宋都城东京的图样，要求左相张浩等人按照图样修建都城。	1990年，在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发现的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考古研究证实其结构特点与北宋李诫所著《营造法式》的规定要求基本一致。《营造法式》是一部北宋官方颁布的有关建筑营造规范的书籍。

材料三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四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

材料一   东晋谢灵运承袭祖父的爵位——康乐县公，在会稽经营家族庄园。他在《山居赋》中记载，“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蔚蔚丰秫，苾苾香粳（稻米）”“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可做到“供粒食与浆饮”。庄园中由佃客（依附民）为之生产蚕桑麻纻，甚至还提到“六月采蜜”“亦酝山清”（酿酒）。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二   宋代，“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并“招募浮客（佃户），分耕其中”。政府规定“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一些田庄设存放借贷佃户财物的解库，“佃户乏时，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秀州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

——摘编自崔永盛《唐宋庄园和庄园经济研究》等

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建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是适应新兴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需要而在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发展起来的，秦始皇把这一制度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自中央到地方由三个主要环节构成。第一个环节就是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元首制度，第二个环节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就是朝廷，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政治、军事；第三个环节是地方行政制度。

——摘编自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左侧人物是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中之“舜"(垂裙帽、窄袖为胡服特点),右侧为河南洛阳北魏孝子石棺画像中之“舜”(宽袍大袖为汉服特点)。

上图是南朝画像砖的托盘人物,前两位男性,后两位是女性。都穿大袖口短上衣,腰间系带,下身都穿挎褶(挎褶是北朝应用最广的服饰)。

西汉时期，北方地区城市有1187个，南方地区为391个。唐元和年间北方地区城市数量为806个，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有1176个。北宋时期，中国形成了以汴京、临安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元时期，西藏形成了宣政院、乌思藏宣慰司、十三万户三级管理体制，十三万户府所在地一般都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明成祖时，政府相继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军事重镇，部分军镇后来成为重要的综合性城市。明朝后期，全国有40多座大的工商业城市，其中有14个位于今浙江地区，16个位于大运河沿线，10个位于长江沿线。康熙十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设治管辖，南疆的农耕经济和商业贸易都有一定的发展，由此带动城市的发展。

——摘编自何一民《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分布的变化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