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说汉语，生产生活不能自立，故怀恋旧地者为数不少。孝文帝当机立断，要求年轻一代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律使用汉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同时，他还规定免除从平城迁居洛阳者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移民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平城一带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了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材料二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其商品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究钱币质量。不能杂以他物。新币铸成后，孝文帝下令新币可在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文）。五铢钱很快通行于北方各地，商品交换在黄河流域活跃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司马牧牛《千年争锋——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魏迁都洛阳后面临的挑战，并归纳北魏孝文帝为巩固迁都成果而施行的举措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济影响。
材料一
材料二鲜卑族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形态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可以说是“魏初风俗至陋”。进入中原以后，由于鲜卑贵族内部奴隶主保守势力的存在，这种封建化转化是十分缓慢的。原先迁徙式的游牧经济进入中原后逐渐弱化，封建农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他不可能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这两种经济所代表的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占少数的鲜卑族人来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尤其是以一个落后的民族来统治比他先进的民族，其间反差，势必导致民族间的隔阂。因而完成鲜卑族的封建化与处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内容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与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以来民族交融的新变化，并简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东汉基本的民族格局，以华夏共同体——汉族的前身“汉人”为主要角色，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第一，在统一的国家体系下，车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进一步加深，一些地区得到开发，例如在云南和东越旧地设置郡县，使这些地方得到开发和华夏化；还有多支来源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因迁徙到华夏之地，逐渐融入华夏内部，例如羌、南匈奴、南郡蛮等等。这些历史现象的发生，使汉民族得以壮大，分布范围扩大。第二，由于华夏与“蛮夷”之间文化共性、同质性的增强，使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与华夏认同感加强，多民族共存的局面因此得以维持和发展。
——摘编自史党社《东汉时期的民族交融及历史启示》
材料二 随着北方民族文明交融，迁徙至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将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原王朝或正统王朝的主张。随着南北民族交融进程的加快，南朝人也认为，“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夷狄吾民，斯事一也”。南朝后期，常有北人南来或者南人北去，彼此往往互相诋毁。但此时吴虏之区分似已由民族与地域概念发展而成南北政治阵营概念。
——摘编自冯剑《都城规制的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时期民族交融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新发展，并分析这一发展形成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江南、辽西和河西凉州地区，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其中江南尤其突出。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基础条件很优越。孙吴出于立国、争霸的需要，大力推进军屯、民屯，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多次大规模地迁移至江南，给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东晋、南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这里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上)
材料二 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 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承认来归汉人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安置他们，这与“侨置州郡县”的方法相类似，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胡化”主要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的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
—摘编自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
材料 孝文帝刚在洛阳定居下来，立即拟定除皇族九姓（包括元氏共十姓）最尊贵外，以勋臣八姓为最高门第。其他各个宗族也按照祖宗官位高低分别列入姓族。一般的本族人民被排斥在姓族之外，成为庶姓编户。汉士族原有门第等级，孝文帝又重新辨别其高下，承认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汉族大姓为郡姓之首。在郡姓内，各按其祖宗阀阅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称为四姓。汉人四姓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享有同样特权，不得授予卑官，还通过法令形式，确定“以贵承贵，以贱袭贱”。他还自己带头，并要求皇族娶汉族名门士家之女为妻。
——摘编自马德真《论北魏孝文帝》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士族制度改革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北魏孝文帝士族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秦孝公即位后，决心改变落后面貌。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留下了“四见商鞅”的美谈。商鞅变法围绕“富国强兵”展开，君臣二人及变法集团之间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鼓励农耕、奖励军功、推行郡县制和户籍改革，为“富国强兵”的整体战略服务。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立信于民，使其遵从。毅然处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孙贾，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铁律，给反对势力以致命打击。商鞅变法使劳动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造就的崭新秦国，使其在列国征伐中立于不败，对后世秦国历代君王的统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
——摘编自郑炜《浅析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及启示》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的改革，通过推行均田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完成了鲜卑族及北魏统治下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封建化过程。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鲜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促使了整个社会习俗的改变，鲜卑和其他民族的加入，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改革后，人口增加，国库充盈，社会经济发展。
——摘编自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材料 与努力学习南朝的先进文化同步，孝文帝也着手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他首先将国都从偏远的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汉族文明的“天下之中”洛阳。接下来孝文帝又颁布诏书，禁止鲜卑人穿本民族服装，而改穿汉人的服装；禁止30岁以下的大臣在朝堂说鲜卑语，而改说汉话；号召鲜卑贵族与汉族的高门大姓人家互通婚姻等等。公元529年，南朝名将陈庆之曾到洛阳住过一段时间。陈庆之亲眼所见的洛阳城，非但不再是很多南朝人认为的蛮荒之地，其繁华壮丽文明的面貌，甚至还超过了南朝，而此时距离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过才数十年光景。另外，如果摆脱王朝更替的认识局限，那么无论是东魏、西魏，还是后来的北齐、北周，乃至于再后来的隋、唐，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基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演进。
——摘编自胡阿祥、刘志刚《北魏孝文帝：师法先进，厉行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在位时（471—499年），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鲜卑人的生活习惯等方面采取了规模较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大体分两期进行（如表3）。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族融合的成果。改革也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
| 第一期（484—486年） | 政治方面 | 整顿吏治；废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 |
| 经济方面 | 制定和推行均田制及新户调制。 | |
| 第二期（494年后） | 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 |
| 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 | ||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整理
材料二 当时民族汇集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孝文帝顺应历史潮流，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鲜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促使了整个社会习俗的改变，汉族风俗习惯成为整个社会习惯的主体。鲜卑和其他民族的加入，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摘编自葛剑雄《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实际上，孝文帝选中洛阳作为都城，是因为西边的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而至于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故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因为要吸收汉文化，所以作为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就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向南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摘编自周一良《读〈邺中记〉》
材料二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进驻洛阳。次年便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和“禁胡语胡服”，并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太和二十年（496年），大改姓氏，包括拓跋焘（北魏太武帝）以来的八大诸姓在内，改了一百余鲜卑姓为汉姓。
——摘编自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平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改革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