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晋一朝，中原丧乱，大批流民流寓江左，形成了许多侨郡县。这些人不为所在州县编户，无固定租税负担，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侨旧矛盾，有的成为豪门世族的佃客、部曲，形成“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遂造成了“国弊家丰”的严重局面……东晋、南朝政府先后十次颁布命令，实行“土断”。户籍上，对白籍侨民实行土断，与黄籍户一样承担国家税役。对于世家大族隐藏户口的行为，严厉打击。南方土著和北方侨民混合杂居，侨流“后裔遂长为南方之人矣”……“以土断定”使侨置系统与当地系统混合编制，构筑成新的地方行政辖隶系统，亦可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摘编自雷震《黄、白籍问题与“土断”》
材料二 曾经处于华夏边缘地区和附庸地位的北方草原民族迁入中原……为了获得人数众多的、文化先进的汉族的认可……在建立政权之初，他们不仅在祖源认同上有改姓或攀附华夏祖先的行为，而且在政权国号的选择上也多加斟酌，十分谨慎。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在其统治地区选择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以继承之。
——摘编自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东晋、南朝政府“土断”的背景和意义。
(2)根据材料二，归纳草原民族中原文化认同的途径及目的。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按照年月日期编次，记录帝王言行及朝廷大事的重要史书。北魏起居注制度既是中古起居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孝文帝改革在史官制度上的一个反映。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四年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太和十五年设置起居注令史。它既展现了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的一种决心，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由于政局动荡、皇权涣散及集书省地位的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摘编自：曹刚华、刘欣宇《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材料二 起居注在明代经历曲折发展历程。明初为初设与调整阶段，洪武中直至宣德年间起居注之职逐渐废止，万历年间得到恢复并延续至天启初。其官职设置变迁取决于皇帝、阁臣意志，职责履行也在二者控制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其职能因为皇权、阁权的压制而处于废止状态。明初设置起居注官，专门负责记注起居，随后其职责部分由他官兼任，万历年间起居注之职由翰林院官员兼任，更类似于差遣而非正式职官。明初的起居注曾短暂负责编辑史事，万历年间不仅要记录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还承担编撰史书的任务，二者逐渐合而为一。起居注记录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君主言动的据实直书减少，主要是诸司章奏的编辑整理。
——摘编自：鞠星《论起居注制度在明代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创置起居注制度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起居注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起居注制度在明代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 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再适宜作为都城。其气候条件较为恶劣，不利于农牧业生产，经常发生粮食危机。又“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孝文帝最终选择洛阳作为新都，既有洛阳自身的优势，如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并可“通四方之运”，亦是其政治理想使然，孝文帝具有强烈的正统思想和天下观念，实现大一统理想是其迁都洛阳的必然。其次，孝文帝的风俗改革，只有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洛阳方能完成，由此可反观迁都洛阳的必要性。
——王东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必要性。
(2)根据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的风俗文化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相传黄帝族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合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变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前期，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广设军镇，相当于州，镇下置戍，相当于郡，对所在地区实行军事控制。上孝文帝为推行均田制、三长制，下令将全国分为38州，除北方边境地区外，中原各地全面裁撤镇、戍，改为州、郡、县，地方管理回归汉晋体制。孝文帝还将州、郡、县依所管地区大小、民户多少等，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级地方长官的品级不同，其下所设属员多少也有相应的差别，规定地方长官“依户给俸”，即据民户多少确定俸禄；又将州刺史带将军号的办法推而广之，各州刺史、各郡太守例加将军号，将军府僚属纳入吏部管理，实际管理一州一郡行政事务，这为隋朝时将地方官吏全部纳入朝廷管理奠定基础。“依户给俸”在孝文帝以后停用，而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等九级，直到唐代一直没有改变。
——据《魏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