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说汉语，生产生活不能自立，故怀恋旧地者为数不少。孝文帝当机立断，要求年轻一代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律使用汉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同时，他还规定免除从平城迁居洛阳者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移民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平城一带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了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材料二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其商品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究钱币质量。不能杂以他物。新币铸成后，孝文帝下令新币可在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文）。五铢钱很快通行于北方各地，商品交换在黄河流域活跃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司马牧牛《千年争锋——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魏迁都洛阳后面临的挑战，并归纳北魏孝文帝为巩固迁都成果而施行的举措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济影响。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鲜卑族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形态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可以说是“魏初风俗至陋”。进入中原以后，由于鲜卑贵族内部奴隶主保守势力的存在，这种封建化转化是十分缓慢的。原先迁徙式的游牧经济进入中原后逐渐弱化，封建农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他不可能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这两种经济所代表的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占少数的鲜卑族人来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尤其是以一个落后的民族来统治比他先进的民族，其间反差，势必导致民族间的隔阂。因而完成鲜卑族的封建化与处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内容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与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江南、辽西和河西凉州地区，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其中江南尤其突出。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基础条件很优越。孙吴出于立国、争霸的需要，大力推进军屯、民屯，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多次大规模地迁移至江南，给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东晋、南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这里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上)
材料二 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 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承认来归汉人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安置他们，这与“侨置州郡县”的方法相类似，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胡化”主要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的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
—摘编自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
材料一 从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到南北朝的几百年间，历代统治者在西南民族地区不断扩大郡县统治范围。建兴三年（225年），蜀汉平定南中叛乱后，设立了屯田制，而且除军屯外，民屯也具备了较大的规模。由于蜀汉的重视和积极经营，南中地区的畜牧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诸葛亮南征以后，南中诸族“出其金银”，“以给军国之用”。此外，西南各民族还利用当地特有的植物资源生产出不同的纺织品。西晋末年，“永嘉元年春，尚施置关戍，至汉安焚道。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焉、群荆，尚表置郡县，就民所在，又施置诸村参军”。
——摘编自陈彦波《魏晋南北朝西南人文环境变迁与民族社会经济》
材料二 河西第一次移民发生时，西晋王朝先后经历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整个中原大地陷入纷纷战火中。尽管这一时期战火纷争不断，但河西地区相对安定。因此，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口也逐渐增多。河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与西域地区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本身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人来往也更加方便，这直接推动了河西佛教的发展。北魏时期，在政府的强制之下，河西世家大族中有大量儒学精英迁往北魏都城平城，士人的东迁为日后河陇学术逐渐衰落埋下隐患。因此，这一时期河西地区佛教文明不断发展。
——摘编自齐晓芳《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移民对河西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开发西南地区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河西地区佛教不断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颁布“代人定姓族诏”，对鲜卑贵族如何确定尊卑和等级作了十分细致的规定，确定了鲜卑贵族定姓族的具体方案．，诏令明确规定，“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给予“勋臣八姓”特别优待。对认定为姓族的鲜卑贵族的铨选优待可荫及五服以内支亲。“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北魏王朝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特别是入主中原后，多次征召汉族士人，对才华出众者予以礼遇、重用，其中包括不少汉族高门大姓。
——摘编自彭丰文《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探究》
材料二 唐承隋制，政府完善科举制度，使得寒门子弟进入仕途致身高位的愿望不再遥不可及，武周革命取得成功，武则天称帝使得关陇集团势力遭受致命的打击，朝堂政治的重新洗牌，造成了政治上的真空，武则天为巩固其地位以及权臣私心作祟，姓氏录的修订完完全全的按照现任官品高低甄选士流，很多以军功升至高位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唐中央政权得任高官的庶族寒人，骤然被列为士族行列，同时科举之路大开，一大批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心，贵族政治全而瓦解。
——摘编自田磊《科举制与唐前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门阀衰落的原因。
材料 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再适宜作为都城。其气候条件较为恶劣，不利于农牧业生产，经常发生粮食危机。又“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孝文帝最终选择洛阳作为新都，既有洛阳自身的优势，如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并可“通四方之运”，亦是其政治理想使然，孝文帝具有强烈的正统思想和天下观念，实现大一统理想是其迁都洛阳的必然。其次，孝文帝的风俗改革，只有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洛阳方能完成，由此可反观迁都洛阳的必要性。
——王东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必要性。
(2)根据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的风俗文化改革”的影响。
材料 北魏太武帝拓跋煮，基于北魏的文化国情，为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首先于425年，下诏∶“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成楷式。”自此，改变了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429年，太武帝还组织一批儒家学者对儒家典籍加以整理注释，“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叙成《国书》三十卷。"444年，发诏令∶"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并选拔儒家学者讲学，专门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同年，太武帝发布诏令∶“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他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文化政策，为后来的孝文帝改制奠定了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
——摘编自李相宁《析北魏太武帝的文化政策》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太武帝学习中原文化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太武帝推行上述举措的意义。
材料一
实际上，孝文帝选中洛阳作为都城，是因为西边的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而至于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故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因为要吸收汉文化，所以作为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就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向南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摘编自周一良《读〈邺中记〉》
材料二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进驻洛阳。次年便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和“禁胡语胡服”，并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太和二十年（496年），大改姓氏，包括拓跋焘（北魏太武帝）以来的八大诸姓在内，改了一百余鲜卑姓为汉姓。
——摘编自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平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改革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自公元73年窦固用兵西域始，东汉便将屯田与戍边结合，沿军事攻略路线进行屯田，以保障西域用兵的军粮供给，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结束。屯田区域从东疆靠近河西的伊吾、柳中、金满三地逐步延伸至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主要在高昌、金满、疏勒、精绝、于阗、楼兰等地。在这100多年中，以河西为重心并随着东汉在西域战争的进程，屯田区沿战略要地逐次展开。东汉屯田西域基本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云集于此，丝绸之路成为文化聚汇交流之路。
——摘编自于莎莎、张安福《东汉西域屯田“三废三置”与西北边疆安全研究》
材料二 魏晋时期，由于内地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各王朝无力如汉代那样经营和管理西域。这一时期，内地各政权在西域的屯田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域东部的楼兰、高昌等地，屯田和统治中心从渠犁东移至楼兰地区，亦无法控制整个西域。有研究者认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西域屯田，与其说是为了捍卫中原王朝的西北边陲，毋宁说是为了保护河西大族的经济利益。”
——摘编自王欣《魏晋西域屯田的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西域屯田的主要特征及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魏晋时期西域屯田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