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猛在辅佐前秦的过程中，不仅严明法纪，严厉打击中央权贵、地方豪强，而且还亲自领军打仗、东征西讨，为前秦扩张土地，为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通过积极兴修水利、减租减息、修建梯田、改造盐碱地等措施鼓励农民耕作，保障了前秦的后勤储备。除此，王猛“整齐风俗，渐兴学校”，提倡儒学，以教化为本。前秦亦是设中央太学，建立各级地方学校，实践“以礼治国”的思想。王猛还重视人才的选拔，凡是有“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皆委以任用，如房旷、房默兄、韩胤、阳瑶等人皆是有才之人，都被王猛力荐为官。在一大批的人才之中，不但有汉族、氐族之人，亦有鲜卑、羌族等人。
——摘编自王新文《论王猛治国思想的特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猛在前秦的改革措施。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猛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北魏前期军中号令都使用鲜卑语，汉族官员或习鲜卑语，或置译令史。但彼时文书则多用汉文（鲜卑很可能没有文字），太武帝遣使至嘎仙洞祭拜先人，也使用汉文书写铭文。随着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北魏政权，鲜汉官员言语沟通、文书用语与口头用语的差异等问题愈加凸显，不仅行政效率受到较大制约，也易导致鲜汉官员分化对垒。孝文帝迁洛后，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以汉语作为通行语言，原以汉字表音、多有缀语的鲜卑姓也由此改为汉姓，这一措施由上层逐步下及庶民。孝文帝迁洛后鲜卑贵族交游雅集、吟咏谈玄的风气，正是以汉语的使用与普及为基础。
——摘编自徐成《北朝制度革新为隋唐大一统创造条件》
材料二 11世纪，苏格兰王室就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至14世纪，具有北方口音的英语已经在苏格兰南部和东部几乎替代了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盖尔语。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特别强调，王国各级司法官员须保证在各级各类法庭中使用英语。到了17世纪初，作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共同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称詹姆斯六世）采取的政策也是用英语把两个王国联合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便是翻译出版钦定版英文《圣经》，并下令通行于两国的所有教堂，开启了以共同语言构建不列颠宗教共同体的历程。这使得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皆以新教徒这一共同身份与法国等欧陆国家加以区分。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北魏和中世纪前后的英国在推行共同语言上的相似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共同语言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1)阅读材料一、概括少数民族统治者家国认同的观念，并分析其影响。(2)阅读材料二、评述元朝关于辽宋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的争议与解决。
材料 冯太后出身于北燕王室长乐冯氏，为人聪明明察，读过书，学过算术，是北魏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杰出人物。476年，冯太后临朝称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太和八年六月，冯太后下诏班制俸禄；九年、十年，她又亲自主持颁行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变化。她重视儒家教育，下令各郡设太学，置博士、助教，根据各郡大小招收学生。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冯太后用人颇具政治眼光，她器重李冲的见识才干，当时的政治措施、制度兴革多有李冲的谋划。冯太后对孝文帝的管教很严格，在其长期影响下，孝文帝成长为一位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孝文帝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太后的事业，延续了冯太后制定的政策。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冯太后对北魏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冯太后成为杰出政治家的原因。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 孝文帝曾谓群臣曰： “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在孝文之前，拓跋鲜卑曾多次迁都。东木根山和盛乐均处塞外，属于草原游牧生产区，迁都盛乐后，拓跋鲜卑的势力由草原扩张到长城脚下，迁都平城后其势力则进入长城内侧的农耕区。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适宜作为都城。《南齐书》载： “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平城居于九州之外，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与孝文帝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因此孝文帝认为： “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
——摘编自王东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并说明理由。
材料 与秦汉魏晋不同，北魏开国近百年间百官无禄，吏治腐败与此关系颇大。在参考《周礼》和两汉魏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禄，并规定“罢诸商人”、增收户调及严惩赃罪。班禄诏显示，北魏地方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地方官府中大概存在着类似隋朝公廨田的田产，其收获物需通过商业贸易或发放高利贷牟利。约在俸禄制实行前十年左右，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已被提出且有零星官“禄”的记载，这表明俸禄制是在总结之前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定型和成熟化的产物。俸禄制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班禄诏及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新税制，户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的负担在短期内无疑会有加重。针对废止俸禄制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实际负担则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
——摘编自张金龙《北魏俸禄制的班行及其背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孝文帝实行俸禄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俸禄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发展，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世家豪族手中，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已经无能为力，大批“编户齐民”，则成了世家豪族的依附农民……他们把依附于他们的农民组成私人家兵，从而形成了一股颠覆旧王朝的强大力量。西晋末王朝内部矛盾激化，宗室诸王争权夺位，战祸连年。八王之乱中，借夷狄以平中国,匈奴、鲜卑、羯、氐、羌得以入主中原，自公元304年匈奴刘渊称王起,少数民族纷纷各霸一方。
——摘编自尹辰《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成因及其后果》
材料二 西晋内迁各族示意图
材料三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淝水之战、刘裕北伐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约700余万口。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改编自曹文柱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主题二 南方经济开发与士族势力强盛
材料四 西晋末年，北方陷入了少数民族割据混战的局面，中原地区人民被迫四处流迁。而东晋的建立，为南迁百姓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南迁人民的影响下，南方农业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使得南方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得以体现。此外，麦、菽等北方农作物在南方大量种植，使江南地区由水稻一收转向稻麦双收，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长江流域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日益提高。
——摘编自刘璐《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材料五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阀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主题三 民族交融
材料六 羯族人石勒建立了后赵，重用“博涉经史”的汉族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还设立太学和郡国学，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来选拔官员;前秦苻坚任用寒门人士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并亲临太学，考查学生的经义优劣，奖励儒生。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也传到了中原地区。《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等牲富的饲养、役使方法逐步为汉人所接受，并且汉人也采用了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语、胡戏、胡歌、胡乐、胡舞等也广泛流传开来。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七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 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采用大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下诏祭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应该说汉化是总体的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伴随着胡族入居中原，背景广阔的异质文化汇入汉族社会，在对传统文化造成剧烈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鲜而有活力的因素。实际上正是由于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得益于突破国家、民族、地域限制的“丝绸之路”的畅通，最终促进了南北统一后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辉煌盛世。
——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中国古代文化史》
主题四 统一的因素
材料九 三国两晋南北朝尽管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局面，但西晋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苻坚建立的前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都曾结束北方的混乱局面。随着孝文帝改革等措施的推动下，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长期的分裂战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的同时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材料十 南北朝上承东晋十六国的混乱局面，本身虽仍处于分裂状态，但乱局已经趋于简化。对于这个时代，学术界的看法和表述不尽一致。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认为，东晋南朝代表着三国西晋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道路，……“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不过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或衔接，即南朝化。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基础测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长期分裂的原因。
(2)依据材料二，指出魏晋时期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两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的主要特点。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江南地区成为重要粮食产区的原因。
(5)根据材料五，概括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点。
(6)据材料六，概括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积极作用。
*能力提升*
(7)根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概括北魏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8)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
(9)根据材料九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在分裂中孕育着的统一因素。
*历史纵横*
(10)依据上述材料十，学者的学术分歧主要在哪里？对此谈谈你的看法，并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说明。（要求立场明确，观点清晰，史实运用正确，说理透彻，表达精炼。）
材料一 在商鞅的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军事和经济相关，但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通过改革，秦国社会上形成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风气，秦军士兵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而且民众以勤于农事为荣，民风趋于淳朴，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在社会习俗方面商鞅强制从大家庭中析分出大量的小家庭，使政府掌握的户数大大增加，其征收的户赋也随之提高。商鞅颁布法令禁止民众私斗，违反者视情节轻重依律处刑，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商鞅确立的法令，成为了秦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札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鲜卑民族在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摘编自岳雪莲《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为改变社会风气而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文化变迁”的方向和目的。
材料一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具体又有夷、蛮、戎、狄等名称。……到春秋，四夷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与华夏诸国杂居，填充了各国之间的很多空地。……最终到秦汉以后形成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三 唐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许多少数民族活跃在祖国的边疆，在西域、西南、东北等地建立了政权。他们和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唐朝，特别是其前期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有所加强，民族关系得以进一步发展。
——关文发《中国古代史普及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的发展演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概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写出唐前期活跃在边疆的两个少数民族名称和唐加强对西域管理的机构。用一句话概括唐朝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