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说汉语，生产生活不能自立，故怀恋旧地者为数不少。孝文帝当机立断，要求年轻一代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律使用汉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同时，他还规定免除从平城迁居洛阳者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移民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平城一带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了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材料二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其商品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究钱币质量。不能杂以他物。新币铸成后，孝文帝下令新币可在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文）。五铢钱很快通行于北方各地，商品交换在黄河流域活跃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司马牧牛《千年争锋——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魏迁都洛阳后面临的挑战，并归纳北魏孝文帝为巩固迁都成果而施行的举措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济影响。
材料一 北魏前期军中号令都使用鲜卑语，汉族官员或习鲜卑语，或置译令史。但彼时文书则多用汉文（鲜卑很可能没有文字），太武帝遣使至嘎仙洞祭拜先人，也使用汉文书写铭文。随着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北魏政权，鲜汉官员言语沟通、文书用语与口头用语的差异等问题愈加凸显，不仅行政效率受到较大制约，也易导致鲜汉官员分化对垒。孝文帝迁洛后，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以汉语作为通行语言，原以汉字表音、多有缀语的鲜卑姓也由此改为汉姓，这一措施由上层逐步下及庶民。孝文帝迁洛后鲜卑贵族交游雅集、吟咏谈玄的风气，正是以汉语的使用与普及为基础。
——摘编自徐成《北朝制度革新为隋唐大一统创造条件》
材料二 11世纪，苏格兰王室就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至14世纪，具有北方口音的英语已经在苏格兰南部和东部几乎替代了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盖尔语。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特别强调，王国各级司法官员须保证在各级各类法庭中使用英语。到了17世纪初，作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共同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称詹姆斯六世）采取的政策也是用英语把两个王国联合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便是翻译出版钦定版英文《圣经》，并下令通行于两国的所有教堂，开启了以共同语言构建不列颠宗教共同体的历程。这使得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皆以新教徒这一共同身份与法国等欧陆国家加以区分。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北魏和中世纪前后的英国在推行共同语言上的相似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共同语言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意义。
朝阳古称“龙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的交汇地，见证了中原文明和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
材料一 公元407年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在朝阳建立北燕政权，其延用具有汉文化色彩的国号“燕”。在已发掘的北燕王室冯素弗墓葬中，出土的铜质鎏金官印及墓表上均刻汉字。墓中的铁甲片样式具有明显中原风格，其中出土的饰品如鎏金铜带钩和步摇饰，亦有明显的汉文化色彩。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政治家、改革家北魏冯太后即出身于北燕王室冯氏家族，受家族的汉化影响，冯太后汉文化修养相当精深，为其日后领导北魏的汉化改革打下基础，并影响了北魏孝文帝改革。
432年北魏攻灭北燕并火烧龙城。后冯太后从北燕宫殿废墟上搬来础石做基石，于北燕宫城南门旧址建“思燕佛图”木塔，即朝阳北塔，来纪念其祖父北燕王冯弘以及弘扬佛法。北塔的础石吸收了前朝各民族的风格，又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北魏的民族特色。
材料二 隋朝重修朝阳北塔，新塔具有明显隋代特色。唐朝在塔上增加了精美的彩绘，北塔成为隋唐时期朝阳地区民族融合的缩影。唐代营州治所设在朝阳，管辖今辽西地区，营州境内设置18个羁縻州安置内附少数民族，对维护边疆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营州是东北诸族与中原往来的交通枢纽，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由此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少数民族的异域文化也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文化。营州境内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使民族间经济往来密切。“互市牙郎”遂应之而生，安禄山、史思明皆因懂蕃语而在营州出任互市牙郎，此外，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和渤海郡王大祚荣都出身于营州地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燕政权汉化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朝阳地区民族融合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江南、辽西和河西凉州地区，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其中江南尤其突出。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基础条件很优越。孙吴出于立国、争霸的需要，大力推进军屯、民屯，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多次大规模地迁移至江南，给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东晋、南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这里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上)
材料二 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 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承认来归汉人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安置他们，这与“侨置州郡县”的方法相类似，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胡化”主要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的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
—摘编自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
材料一
实际上，孝文帝选中洛阳作为都城，是因为西边的关中在北魏统治之下，而至于东边，他也无须再经营燕赵，故东西都可放心。他的目的：一是汉化，二是南伐。因为要吸收汉文化，所以作为数百年政治文化中心的汉晋旧都就成为理想的都城。当南北军事力量相等时，洛阳接近南境，就是不利条件；但当北方势力强于南方时，洛阳便于向南扩张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据之一了。
——摘编自周一良《读〈邺中记〉》
材料二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进驻洛阳。次年便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和“禁胡语胡服”，并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太和二十年（496年），大改姓氏，包括拓跋焘（北魏太武帝）以来的八大诸姓在内，改了一百余鲜卑姓为汉姓。
——摘编自史苏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平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改革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变革了社会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旧体制是一种很大的冲击，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推动了社会进步。商鞅变法遵循功利原则，打破制度束缚，释放社会活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适应了当时社会环境的要求，发挥出其跨时代的作用。
——摘编自张俊英 邹璇《商鞅变法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
材料二 鲜卑拓跋部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从家长奴隶制游牧部落，发展过渡到封建制定居从事农业或放牧的编户民，实行了一系列的封建化改革。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使得许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成为均田户，加速了他们向封建化发展，起到了极大地作用。此外，租庸调制和三长制等也起到了强制流散农民定居，强化了基层地方管理，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时期的登闻鼓制度就是在继承儒家“仁爱”思想的前提下，发展了平民直诉制度，尽管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鲜卑统治集团更好地控制地方的官吏，但客观上为平民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开拓了更新的、更直接的途径，促进了儒学理念对鲜卑族的思想文化的影响。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商鞅变法的内容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封建化改革的措施及其意义。
材料一 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的渊源，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经历孝文帝融合和后来的发展，百多万鲜卑包括北方各族移民迁移到中原和洛阳，并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鲜卑民族也在一个新的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在吸收了鲜卑各族文化后，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民族融合波澜壮阔，南北文化相互碰撞。
——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在民族认同方面的贡献及时代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为推动“民族融合”的举措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指出影响民族交融的因素。
材料一 东汉、魏晋时期，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内迁。擅长骑射的匈奴人，逐步由游牧转入农耕生活，发展了冶铁和制陶等手工业。山西南部的羯人，大部分都从事农耕，善于织布，喜欢穿青绛色的衣服。西晋时，洛阳贵族官僚，争用胡床、方凳等西北各族的家具；各族人民与当地汉人错居杂处，汉族人民也学习经营畜牧业。
材料二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写道：“孝文帝明知鲜卑游牧故习，完不足统治中原，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成，使其整体的汉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
（2）请结合具体史实，说明孝文帝是如何使鲜卑族“整体的汉化”的。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