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元典》记载：“自归附之后，权豪富户每坏了市舶司的勾当，出办的钱物，入宫喂少有。”元朝统治者决心整顿这种状况。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书省参考宋朝“元丰市舶条例”，制定出《至元市舶则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体系较为完善的涉海外贸易的法律规范。

《至元市舶则法》中有关规定，比起前朝有了多处突破。比如，实行“奖出限入”的“单双抽”制度，将蕃货和土产予以区分，对蕃货的征课倍于土货，土货单抽，蕃货双抽；无论官吏、和尚、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笞失蛮（伊斯兰教徒）、诸色人等，均可从事海外贸易；舶商要申领衙门公文（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注册登），在公文上明确填写前往的番邦，不许在途中绕到别国，返航时必须要回到发船地；“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版诸蕃。如到蕃国，不复前来，亦于去时公验空纸内明白开除，附写缘故。若有一切连犯，止坐舶商船主”；有关整治腐败、消除舞弊的强制性措施，占了全文的一半……规定“舶商、捎水之人，皆是趁办课程之人，其落后家小，合示优恤。其所在州县，并与除其杂役”。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据顾童《元代市舶则法变迁分析及启示》等整理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创新的密集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宋代在内侍省增设军器监，承担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发工作。元祐元年，苏颂受命召集输林院天文、太史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历时三年研制成水运仪象台。朝廷设置博学通艺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如李诫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为将作监，还奉救编修了《营造法式》。此外，朝廷还组织编撰了《开宝本草》《武经总要》等书籍，以整理已有成果。据《宋史》记载，宋代有27人获得科技奖励，或树碑立传，或加官进游；还将一些民间科技研究者列入“赐处士号”的序列，给予一定的国家补贴。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向朝鲜、日本、阿拉伯传播的同时，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土盘算法”以及“占城稻”等。

——摘编自刘尚希等《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等

材料二   1914年夏，一批留美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发行杂志，将“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由国内外各类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1924年，该社研制出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挂术的局面。上海“孤岛”期间，该社通过《科学》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表落。

——摘编自《“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

材料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领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型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邵鹏《深刻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大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