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到宋真宗时期，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商品流通的活跃，为市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浙东地区，由于大面积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不足，相应地，经济作物种植和山区林业、沿海渔业则十分发达；地处沿海的越、明、台等府州，盐业市镇十分兴盛；如绍兴府，自六朝以来一直是纸业中心；萧山县西兴镇，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城郊的浙江市隔江相望，处于水路交通要冲，商旅往来频繁。从地区发展来看，绍兴府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州府，居浙东首位；从个体发展水平来看，如绍兴府的曹娥镇、渔浦镇、龙山市等，年商税额在1000至5000贯，已接近县级城市的水平。这些镇市实际上充当了与县城同一层次的经济中心地的角色，发挥着将远离州县城市的广大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的作用。

——摘编自姚培峰《宋代浙东市镇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特征》

材料二到了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流域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浙江崇德石门镇因榨油业的发达，成为拥有数千家的巨镇;嘉善的甘家窑镇，则是“民多业陶”；江苏吴江的庵江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这些市镇的经济活动，有的已超出地区性的限制，而和全国各大都市发生联系，并在一些丝织业市镇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的现象。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