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朝初期，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太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到神宗之时，由于王安石的推动，太学取得较大发展。据记载，北宋太学初置时，大约百余人；神宗时增至2400余人；徽宗崇宁时达到高峰，人数一度达到3800余人。宋以前的太学，生员主要是各级官员的子弟，宋代的太学，基本凭考试升进，生员的来源范围扩大明显。太学在当时具有独特的地位，它对地方官学，乃至民办学校起到了导向作用。北宋不少太学生不畏强权，敢于上书直言，论列时政，如钦宗上台不久，太学生陈东就上书请求惩办蔡京、童贯等人，后来梁师成等获罪，与陈东上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北宋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划上了浓重的一笔。

——摘编自闰孟祥、贾明杰《宋代太学教育》

材料二   12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大学。据统计，13世纪欧洲约有大学22所，16世纪已有80多所。当时，大学成为僧侣政治和行政权力、教权和主权并列的第三种力量，但它并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束缚。大学团体的正式成员都有表决权，参与决策校内事务，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有资格被选为校长。13世纪，教皇教令和大学法规已对课程内容有明确规定，如文学课程主要开设文法、修辞等“七艺”，天文学几乎限于历法和复活节日期的推算，神学课程为《意见集》和《圣经》等。中世纪大学吸收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他们之间通用拉丁语进行对话，不断地交流学识、探索科学。当时，教皇也准许某些名牌大学的教师在许多大学同时任教，学生有迁移权。

——摘编自张晓丹《试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

材料一   汉朝以来，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导致自耕农减少，大批“国家财富”被地方官吏、蒙强所掌握。随着门阀士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庄园失去了世袭的超经济特权。与此同时，通过市场化的土地交易，富民（仅占有财富而没有任何社会特权的群体）在获得贵族土地的同时，也改变了庄园的经营方式。在中唐实施“两税法”以后，几乎所有庄园都必须按律征税，这成为国家税赋的直接承担者，逐步形成了“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的国家财政体系。依据租佃契约，无地或少地的庄客或佃户，在交纳定额租或交分成租之后，可以享有土地增值的部分收益，劳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不再被强制束缚在某一特定的庄园之中，可以自行支配劳动时间，这便于他们更好地优化配置劳动资源，实现劳动收益的最大化。

——摘编自林文勋、崔永盛《中国古代庄园的类型及历史演进》

材料二   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包括国王在内的各级封建主以“特恩权”的形式把领地“当作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在它的支配上排斥着一切其他的人”，国王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在直领地以外的权力（行政权、司法权、征收租税权等），而把土地的所有权和庄园上的公法权交给了各大小庄园领主。领主们在庄园这个“王国”里有着绝对的统治权，其他任何人（包括国王）都不能干涉其内部事务。为了统治庄民，处理各种纠纷，庄园主们大多建立了庄园法庭（处于庄园之内）。从历史记录来看，庄园法庭主要处理农奴之间，农奴与封建主之间的案件。农奴只有份地的使用权，其后代继承份地时要向领主交纳继承金；作为使用“领主土地”的代价，农奴要无偿到领主自营地上劳动，并对领主履行各种政治、经济义务。除劳役外，西欧的庄民也要向领主交纳一定的实物，尤其是在节日或领主的喜庆之日。

——摘编自王文杰、左学德《论中世纪日本与西欧庄园制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