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恩格斯
材料二 针对有一种“唐宋变革”理论把唐、宋两代分割为二、唐为贵族政治，宋则变而为君主独裁，同时其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近代化”了的情况，当代学者阎步克认为，唐宋两朝的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大于变异性。期间虽有变化，但其变化幅度未必就比秦汉400多年的变化幅度更大，更达不到所谓“变革”的程度。此期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若干新现象，总体上仍然从属于中国史的内在演化规律，不具备西欧的那种“近代化”的意义。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社会形态演进角度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内涵，用材料中恩格斯观点的角度简述这次“社会大变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材料中关于宋代社会的其中一种观点，并从经济角度给予说明。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材料三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拼地可改种棉花、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棉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将扎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径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据材料三归纳明朝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 僧一行，俗姓张，父亲是武功县县令。一行少时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拜访道士尹崇，借阅《太玄经》数日，撰写《大衍玄图》和《义决》。武则天主政时期，一行为避祸出家为僧，隐居嵩山，拒绝征召，后前往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年），一行被其族叔强行带到长安，玄宗多次向他咨询安定国家、抚育人民的道理。当时的历法在推算天象方面渐渐出现偏差，玄宗命一行考查前代诸家历法，重新编订新历法；另派人制作黄道游仪，观测天象，与一行的研究互证。一行取《周易》“大衍之数”之名，主持编订《开元大衍历经》。一行去世时，玄宗赐给他“大慧禅师”的谥号。
——摘编自刘晌等《旧唐书》等
材料二 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元世祖批允，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并根据观测结果编订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其对地球自转周期的计算与现代值只差26秒。郭守敬还擅长制造仪器，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景符等13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就是他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而成的；景符则是郭守敬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改制成的测影器具，它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
——摘编自李兴濂《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国科学之星》
(1)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材料一所反映的唐代前期的历史信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僧一行和郭守敬对天文学的贡献，并说明他们能够作出贡献共同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唐代借债人可以通过宅舍、田地甚至是牛羊、粮食等进行质押借贷。此外，借债人还可以通过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借贷。唐代政府规定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则政府不予承认和保护。《唐律疏议》对于借款违约的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唐代政府禁止郡县官僚私人放贷，天宝九年（750年）政府下令；如郡县官僚放贷取利则先予免职，放贷所获收益收归政府；禁止家庭成员私自抵押家产借款以及向入境少数民族放贷。
——摘编自李莹、张兴胜《唐代的民间借贷》
材料二 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比如在灾荒之年，政府一般不进行放贷，而是通过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针对民间借贷行为中的高利贷、违法借贷行为，宋代政府则不断规范并进行限制打压。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商人、手工业者从事借贷活动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宋代有“京债”一说，指的是官员被任命后，在京师置办行装、支付旅费等借贷活动。还有部分退职官员由于俸禄降低，只好典当衣物、租借耕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摘编自杨瑞璟《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民间借贷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相较于唐代，宋代民间借贷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削弱乃至取消节度使的职权，是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源。宋太祖首先是从乾德元年攻占荆湘后开始的，将新统治区的各府州直属朝廷，维而又于乾德四年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给朝廷，编入禁军，而以遗留在地方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以削弱节度使的兵权。同年还命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又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又将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直辖，使节度使成为一州的长官，消除了节度使统治大片地区的局面。以后又将节度使留在京城，而以朝官出任知州、如府，节度使终于成为虚街。中唐以后危害皇权的节度使，从此只是宗室、大臣的荣誉街。
——白寿彝总主编、陈振主编：《中国通史（第7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新航路开辟以后）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并分析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发生的“商业革命”有哪些主要表现。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影响”的原因？
材料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读大纪》
(1)材料体现的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思想的主要内涵。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思想的主要影响。
材料一 中国书院最早出现在唐朝，当时它不是学校，而是朝廷收藏和校勘图书的地方；民间也有书院，是私人用于藏书的地方。唐末，官学衰败，许多士子来到书院求学。北宋初年，政府无暇顾及教育，书院的出现大大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宋代虽有中央官学和州、县的官办学校，但是名额有限，不能满足更多读书人的需求，且地方州、县学校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宋代书院中的主持人大多是有名的硕学鸿儒，发扬了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吸引士子不远千里而来。
——摘编自孟倩《中国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大学前期以教会办学为主，后期以城市世俗办学为主。分别从教皇和国王的“特许状”中取得不同的办学自主权。西欧中世纪大学拥有的自治权是一种法权，是由教皇或国王颁布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稳定的和不可剥夺的。中世纪大学尽可能地为所有人提供系统和廉价的教育，大学课程包含了文、法、神、医四科，以神学为尊。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式一般包括三种：讲座、评注、辩论。辩论教学是西欧中世纪大学的教学特色，辩论这种集体的智力训练方式是中世纪大学对于欧洲教育的创造性贡献。现代西方高等教育的不少方面，能清晰地看到中世纪大学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和教育特征。带有职业培训色彩的城市学校，贵族气息浓重的宫廷学校、骑士教育等，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当时的世俗社会教育产生影响。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教育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书院发展的表现及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特点，指出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材料一 四川古代交通闭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盆地内多山地、丘陵，将广袤的地域分隔成众多的小平坝(即小盆地)，一平坝到另一平坝并不方便。四川人民为了消除空间阻隔，不断开拓交通路线。至两宋时期，由于都城都在四川东面，唯以长江水路为主体的峡路横贯东西，是四川与中央政府的唯一通途，成为四川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峡路是转输蜀布帛、粮草、川盐和纲马的重要漕运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重要通道。但峡路转输成本高昂，民困不支，且水路险恶，事故频发。
——据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等整理
材料二 为实现西南人民自清末以来40余年的愿望，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生人民政权的力量，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修建。1952年7月1日，也即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纪念日，新中国第一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在重庆、成都两地同时举行隆重的全线通车庆祝大会。它的建成，是中国筑路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摘编自俞荣根等《当代重庆简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古代交通状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成渝铁路修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宋代城市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其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不再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据史载，“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取代，到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已演变为“隅巷（坊）制”，坊实际上已成为商业区与居住区相混杂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等方面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和中国城市的发展。
——摘编自吴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等
材料二：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国王授予的特许状。1708年，“英国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简称“东印度公司”）在国王的出面斡旋下成立。它从成立初期起就开始限制大股东的支配权，规定每位股东，无论性别、信仰、种族，只要购买了公司的股份，就拥有投票权和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同时制定明确的法规，强化股东大会的重要性，规定总裁和副总裁不参加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股东大会。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把亚洲各地的陶瓷、咖啡、香料、纺织物、茶叶等进口到欧洲，再把一些欧洲的毛织物、锡铁制品等出口到亚洲。公司的贸易据点遍及欧亚沿海地带，17世纪到18世纪，公司都保持着惊人的年均利润率。
——摘编自（日）浅田实《东印度公司》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城市革命”是如何推动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和中国城市的发展的，并简析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点，并指出其带来的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英商业发展的基本走向，并从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角度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的差异。(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