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末，中原大乱，黄河流域成为战场，人口四处逃散，西南和东南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西南，“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四方贤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东南的扬州、杭州一带成为人们的主要流向。“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也有远达会精、交趾郡的，如北方大族桓晔“举家避地会稽，遂浮海居交趾”。晋代，永嘉之乱到十六国时期，各游牧民族南下，大量汉族居民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以南。魏晋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战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轻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等民族。
材料二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墨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矿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徒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早辰桥市街巷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锁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宋代的经济型人口流动往往兼具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两种情况，不论是哪一种流动，都与经济因素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经济方面的变化使当时人口的变迁摆脱了以前极易转变为流民的现象。流动人口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所，他们已轻不是无以为生的流民，而是当时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宋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严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魏晋时期人口迁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朝经济型人口流动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效率与代表性农业生产水平
| 朝代 | 南北综合亩产土地生产效率 | 增长指数（以汉为基数） | 主要产粮区亩产（汉小石/汉小亩） | 增长率（以汉为基数） | 劳动力年产原粮（斤） | 增长率（以汉为基数） |
| 战国中晚期 | 216 | 92.8 | 2.31 | 81.9 | 3318 | 92 |
| 秦汉 | 1264 | 100 | 2.82 | 100 | 13578 | 100 |
| 东晋南朝 | 257 | 97.16 | 2.74 | 97.16 | ||
| 北朝 | 257.6 | 97.52 | 2.75 | 97.52 | ||
| 唐 | 334 | 126.6 | 3.57 | 1126.6 | 4524 | 126 |
| 宋 | 309 | 117 | 4.03 | 142.91 | 4175 | 116 |
| 元 | 338 | 128 | 4.03 | 142.91 | ||
| 明 | 346 | 131.9 | 4.21 | 149.29 | 4027 | 112 |
| 清 | 367 | 139.0 | 14.52 | 160.28 | 2262 | 63 |
——摘编自朱珠《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效率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表中某一时段，围绕“农业生产效率与社会发展”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举孝廉是两汉时期察举制度中最普遍盛行的制度。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令二千石举孝廉”，正式规定郡国守相，若“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作为对二千石等官吏是否忠勤于国家的考察方式之一、后又规定了郡国察举孝廉的人数和具体标准。其标准有四项：“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履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摘编自《汉书》《续汉·百官志一》等
材料二 南宋至明清时期，考中的状元、进士群体的地理分布图
——摘自张希清、毛佩琦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材料三 宋朝科举制度取消了门第限制，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如“工商杂类”获得应试的资格，到北宋末年，甚至僧道亦可参加应试。在举行考试时，逐步形成了严格的密封考生姓名的“糊名”制度；设立专门负责誊录考生答卷的“誊录”制度，还有主持考试的高官不回家，锁门谢客，不与外人往来的“锁院”制度。
——摘编自宋希清《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通史》
材料四 为了造就有用的人才，传统的科举制度必须改革，这是有识者的共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生也“一体考验奖励”。……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随后命令各省学政专管学堂事务，并在12月设立学部。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了，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科举的废除大大加速了学堂建立的步伐。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1909年学堂总数增为52346所，学生达156.027万人。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长。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群体活跃于历史舞，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摘编自李侃的《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简析汉武帝时期实施“察举制度”“举孝廉”的主要目的，并概括这些选官制度的“具体标准”。(2)根据材料二、说明示意图反映的历史现象，从经济的角度阐述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简析宋代科举制度的新变化，并概括这一变化对宋代的影响。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分析清廷废除科举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 唐宋税收情况比较
| 时间 数额 | 岁入粟 | 岁入布绢帛 | 税钱 (万贯) | 间接税 (万贯) | 估算总值 (万贯) | ||
| 实物(万石) | 折算额(万贯) | 实物(万石) | 折算额(万贯) | ||||
| 唐天宝年间 (742—756年) | 2500 | 800 | 2700 | 1350 | 20 | 0 | 2170 |
| 北宋熙宁十年 (1077年) | 17887 | 1252.1 | 267 | 133.6 | 564.6 | 4248.4 | 6198.7 |
注：间接税包括消费税、通过税、坑冶矿课等。
—据刘光临、关棨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
材料二据杜佑《通典·食货二》估算，唐天宝年间计账户数约890金万，以平均每户所垦田数不超过70亩估算，天宝年间垦田数合计约6.2亿余亩。根据照宁五年(1072年)土地清文所得,当时垦田数约4.62亿亩;熙宁十年(1077年)户数约1788.7万。
—据刘光临、关桑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
材料三北宋东京城各类城市用地的分布
材料四 北宋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
(2)根据材料二、三、四，指出其反映的宋朝时代特征，并分析相互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破坏，教育面临严重危机。北宋初期，书院应运而兴。宋代书院数量众多，对学生入学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书院有丰富的藏书，又受佛教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集教学、藏书及学术研究于一体。
白鹿洞书院 | 朱熹在此讲学，朝廷又赐国子监经书 |
岳麓书院 | 理学家张栻曾在此讲学，并和朱熹进行学术探讨和论辩；2005年正式恢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
丽泽书院 | 理学家吕祖谦所建，倡导“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的学风 |
象山书院 | 在陆九渊主持下，求学者多达数千人；得诏赐“象山书院”匾额，盛况空前 |
——摘编自方颖《论佛教对儒家书院复兴的影响》
材料二：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其他一些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书院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晚清时期的教育转型。
材料
史料 | 出处 |
| “世俗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商较财，仅同贸易” | 司马光注《书仪·亲迎》 |
| 宋代婚姻观念有二：一是择偶标准变化，人们不像前代那样重门阀世族，而改为重金榜题名之人；二是婚姻关系中资财的成分很重，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特别计较婚姻关系中的物质财富 | 朱汉民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 |
| 宋时每逢科举考试揭晓那天，官僚地主、富商家庭一大早便纷纷出动“择娟车”，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是为“榜下捉婿”。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虽是状元，但出身在商人家庭……吕蒙正的大女婿孙暨、三女婿周渐、六女婿扬巽，韩琦的大女婿王景修，不仅门第无足称道，他们本人当时也仅仅是通过科举刚刚入流的八品官 | 张邦炜《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 |
(2)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对宋人婚姻中的价值取向进行阐释。
材料一 唐宋之际，部曲制解体，部曲奴婢转化成农民，靠租佃为生。部曲奴婢等贱民身份的大量改变，使得中古良贱身份制度也无以为继。唐代及其以前，天子只能和世家大族分享权力，君权势弱，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罢黜天子。而宋代时，世家大族衰落，尽管天子与士大夫分享权力，但君权却不断强大。唐代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以后，佛、道、儒等诸家思想趋于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理学的产生，宋以后的文化精神及动态趋向单纯与收敛，渐显保守。
材料二 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价，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二则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对于唐宋变革的社会性质，日本学者认为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宋元社会发展进入“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而国内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以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
——以上材料均摘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主要表现。(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二中有关“唐宋变革”的观点。(要求：任意一点或整体，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有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软、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嬗变背景下，湖南教有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教育行政体制、学制、办学形式、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湖南教有改革尤为突出的是私立学校与军事教育。时人感叹曰：湖南“私校之盛，殆为国中所仅见”。民国初期湖南私立学校的兴盛，除了应归功于有一批志向高远、献身教育、“磨血兴学”的办学中坚，有一批经过挑选而组成的敬业的教师队伍，有一些政府官员对兴学的重视，以及湖湘文化长期熏染和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重教民风外，恐怕首先是因为有一个教育改革的大气候，促使私学得以发展兴盛。湖南地理位置特殊，在进入民国以来，战事连年不息。出于加强军事力量的考虑，民国初期湖南教有改革相当重视军事教育。1917年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王劲修、周希洪、龙辑五、唐生明等。诚然，湖南学制改革亦有其明显不足之处，如没有一个“一揽子计划”，缺乏改革运动的完整性、以升学为目标推行“单行主义”、忽视女子高等教育及幼儿教育等。但毕竟奠定了教育行政基础，加快了各类教育发展，优化了教育教学质量，浓酽了重教兴学风气。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改革。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端临的观点，并做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献通考》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