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在思考中国历史中之社会变迁时，实应以各时期士的动态作为探求的中心。在某一时期中，士在何等地位中产生和占有何等地位，士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权、操控政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依此观念来作为中国社会分期的基准，来说明中国历史中社会的任何演变，将感觉比较容易。

——据钱穆《国史新论》整理

注：太学毕业成绩优秀者分派到中央部门作为“郎”，成绩较次者派遣到地方政府作为“吏”。

材料二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新型士人群体逐渐形成……北宋中期士人群体觉醒，一方面，儒学复兴旗帜的高扬，为学术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共政”的理念与政治格局，成为宋代文化的中心内容……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却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材料一   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摘编自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太平洋铁路建设更加强了对华工的需求。根据记载，1849年美国华侨共有791人,1850年增至4025人,1851年达12000人,其后逐年增加,1890年共有107500人,他们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之所以选择华工而非白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则从中国到美国走开阔的太平洋水路，相比之下使从欧洲到美国必须走麦哲伦海峡水道的路线相形见绌，华工的取得比白人劳工更容易：二则华工“配合度高”、“工资低廉”、”耐劳”，比起在艰困的环境面前常选择罢工或离职的白人劳工，金矿主和铁路公司自然更倾向使用华工。

——摘编自马慧玥《近代契约华工法律研究》

材料一   宋朝城市经济的类型多样，有工商型、商业型、手工型等。商业化的娱乐活动对他们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极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享受。为了适应海外贸易，宋朝的港口城市也逐渐增加。宋代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商人行列，经商甚至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以服饰论尊卑的制度也逐渐动摇，到南宋时贵贱着装相差无几的现象时有。宋代大城市周围的市镇比小城市密集的多，农村劳动力也大量迁入，人口多到朝廷需颁布政令来控制。但坊市界限的打破也造成了秩序的混乱，官商勾结，滋扰百姓的现象层出不穷。此外，农村人口的迁入也使流民、难民散布城市当中，烧杀抢掠事件发生更为频繁。

——摘编自司马少府《宋代城市是怎么样的？浅谈宋代城市发展》

材料二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手工业、农业的分离和日益专门化，大约在11世纪以后，西欧城市兴起了。在中世纪时代，西欧城市是封建领主政治的对立物。大批手工业者、农奴为逃避封建主的奴役进入城市。城市不仅成为逃亡者的避难所，也危害了封建主的利益，而且城市从产生之日起，市民就为自身利益、摆脱封建领主的盘剥而与其斗争、争取自治，甚至因此发动起义。中古西欧城市培养了新的阶级一市民阶级，也是日后推翻封建社会的主力。

——摘编自杨超《论中古西欧城市产生的原因兼评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的国家。到唐朝时，我国茶树栽培已扩展到长江流域及其南北各地，饮茶之风遍及全国。唐朝的茶文化包含了和谐、中庸的思想，强调饮茶自修内省和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追求。宋朝《东京梦华录》记载，“朱雀门外……东西两教坊（掌宫中教习音乐的官署），余皆居民或茶坊。”

——摘编自张福新《茶文化》

材料二 下面为近代前后中国茶叶产销情况统计表（单位：万担）。

——据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张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北必归之公”，“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均摘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