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汝窑的天青、宫窑的灰蓝、定窑的粉白、哥窑的米黄、钩窑的玫瑰紫，这些醒目的颜色是宋瓷中五大名窑的标志性成色，也是中国瓷器史上令人难忘的“年代秀”。宋元时期，瓷器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等
材料二 明朝后期，以景德镇为例，制瓷业规模很大，有官窑约五十八座，民窑达九百座。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镇内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民窑内劳作，工资是按日以白银计算的。民窑生产的瓷器是为了售卖，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摘编自邓广铭等《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分析宋朝制瓷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宋朝，明朝后期制瓷业的发展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北方宜旱，南方宜稻，这是农作物对南北方环境选择的结果，跨越环境界限，将另一地区的作物引入，则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冬小麦为北方旱地作物，推动其大规模向南方扩展的动力是人口。《鸡肋编》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稻），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两宋之际，南方水田农业区稻麦两熟制曾出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局面。
——摘自吴存浩《中国农业史》
材料二 明代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三 明中后期，江南表面看似活跃的商业活动及手工业生产实则后继无力，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本温饱为目的、重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凡此，导致明代失去“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创新及技术革新重要基地。
——摘编自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
(1)据材料一、指出两宋之际稻麦两熟制在南方“极为兴盛”的原因。(2)据材料二、概括明代中后期经济发展的表现。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中后期工商业经济发展“后继无力”的原因。
材料一 汝窑的天青、官窑的灰蓝、定窑的粉白、哥窑的米黄、钧窑的玫瑰紫，这些醒目的颜色是宋瓷中五大名窑的标志性成色，也是中国瓷器史上令人难忘的“年代秀”。宋元时期，瓷器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
宋朝五大名窑的瓷器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等
材料二 明朝后期，以景德镇为例，制瓷业规模很大，有官窑约五十八座，民窑达九百座。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镇内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民窑内劳作，工资是按日以白银计算的。民窑生产的瓷器是为了售卖，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整编自邓广铭等《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宋朝制瓷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明朝后期制瓷业相较于宋朝的突出发展，并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从西晋末年开始，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流亡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充实了劳动力资源。“至于《南朝刘宋》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盖东西之极盛也。”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自唐朝中叶以来，南方的经济实力渐渐超过北方。北宋在经济上对南方依赖明显，户口分布南多北少的格局也已定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北宋时，南方人在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中优势明显；自南宋起，江浙一带尤其成为人才集中的地区。为将南方财赋顺利北运，元朝重新开通了大运河和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开发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两宋到元我国南方经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进唐宋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农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
6 . 材料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今河北邢台）人。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位，立中书省，以文谦为左垂，与平章政事王文统共理政务。至元七年（1270年），诏立司农司，专掌功课农桑，以文谦为司农卿，（文谦）遂拟定条画，奏立四道巡行劝农司。其使、副定期分赴各路州县督促、检查农业生产及兴办水利等事，命地方长官皆兼劝农事，岁终由司农司考核，作为其治绩优劣的依据之一。又令农司诸官搜阅古今农书，删繁撮要，编撰成《农桑拜要》七卷，以指导农业生产。在他的领导下，农司工作成效甚著，“民间垦辞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摘编自白寿弃《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张文谦任司农卿时采取的经济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张文谦的经济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