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07年，中国水下考古部门和广州打捞局合作，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截至2019年底，船货已提取完毕。沉船长22.15米，宽9.85米，舱深2.7米，属于远洋贸易船。全船用舱壁板进行分隔，共分为15个货舱。船货品类丰富，而以瓷器、铁器为大宗，瓷器以德化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为多见。此外，还有漆木器、金银器、金叶子、银锭、铜钱及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以及动植物残骸、矿石标本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据出土文字材料，该船的年代当在12世纪末。

——摘编自姜波《港口、沉船与贸易品》

材料   西瓜起源于非洲。924年，契丹军队攻取西州回鹘后，西瓜种子被带回上京进行种植。1143年，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带回了西瓜种子进行试种。元代，西瓜在中国北方已经形成规模化种植，并且成为瓜农创收的重要经济作物。东南的江淮、闽浙地区也开始大范围推广栽培。明代，西瓜栽培技术更加成熟，品种资源也日益丰富，种植面积和规模都显著增加。情代的西瓜生产盛极一时，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外洋品种的引进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西瓜种质资源的多样性。

关于西瓜的栽培技术，农书及许多地方志中都有详细记载。西瓜的生育期较短，又比较适宜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显著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历代瓜农不断总结和提高栽培技术经验，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西瓜除直接生食之外，人们还把西瓜渍以糖；也可以用西瓜皮做成凉拌小菜；瓜子经过曝晒、炒制能够加工为荐茶佳品。西瓜不只具有食用、药用意义，它还可以被加工成玲珑可爱的工艺品，同中国传统节日风俗实现融合。

——摘编自刘启振《西瓜在中国的引种、传播和本土化》

材料宋代皇帝都喜欢饮茶，并常将北苑（属福建）进贡的建茶赏赐给皇亲贵族、近臣与功臣。这一时期，比试茶品高低的斗茶风气盛行，经过丁谓、蔡襄等士大夫的倡导，逐渐传播到上层社会，最终成为一种清新雅致的茶道艺术。当时以福建建州为中心烧制出的各种瓷器称“建盏”。宋初，当地一些窑工技师在黑釉盏中有意加点白釉烧造而成的“鹧鸪斑”，是当时生产工艺中的新技术，“点试茶家珍之”。此外还有兔毫盏、油滴盏等种类，仅宋代建阳水吉一带就有龙窑99条，其窑炉的长度短则几十米，长则百余米，一窑的装烧量最高可达十万余件。

——摘编自杨静《宋代建茶的崛起与茶文化兴盛关系探论》

材料   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北方人民普遍喜食麦粟，而南方则以稻米为主食。南宋时期，北人南迁，使得对麦类需求加剧，引起麦价的增长。同时，政府对租种土地的佃户，只征收秋季收获的禾稻田赋，而夏季小麦的收成，全归佃户。这推进了当时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华南某些地区几乎全部种植柑橘与甘蔗，口粮解决全部依赖与商贩的交换。农业的生产模式在宋朝得以确立，后世虽有调整，但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辽与金相继统治的北方地区，华北在农业上已趋于成熟，而辽宁已是“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的景象。

——摘编自尤金·安德森《中国食物》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材料一   唐太宗曾说道：“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在唐太宗的眼里，农业不仅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甚至一个国家的文明风俗都离不开农业的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断，为了有效治水，唐政府对治水的专门机构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各部门的领导力量，中央由工部水部郎中主管水利，各地的水渠和斗门置长一人，专管节水多少，均其灌溉。另外，为了加强对水利部门的监管，唐政府还制定了水利和水运的专门法律，这就是所谓的“水部式”，以刑律来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

——摘编自章翊中《唐初统治集团重农思想的表现及其发展农业的措施》

材料二   宋初，推广一年二熟制。政府多次下诏劝谕江南、两浙、岭南、福建等地“益种诸谷，民之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同时让江北之民“就水广种粳稻”。农业还出现了许多茶、桑、菜、水果专业户。农副业分工的加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与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宋代出现了许多商品粮基地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据史料记载，宋代铁制农具有犁、锄、楼、耙、镰等多种，一些总结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如《禾谱》《农器谱》《农书》《耕谱》等。政府将这些农学理论积极推广，许多地方把农书刻印散发民间加以普及。这样使许多农民掌握了一些农学知识原理，提高了自身的素质。

——摘编自李晓玲《浅谈宋代农业的发展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