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以来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宋廷迁至临安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土地资源紧张。浙江民众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加之灾害频发，在这种情势下，官民将发展空间投向了沿海滩涂。但受限于对沿海滩涂资源的认知程度与时人开发沿海滩涂技术水平，官民开发沿海滩涂的活动主要从滩涂围垦、海盐生产、海物采捕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航海贸易诸项活动。在浙江的引领下，中国形成了依托陆地、走向海洋的新格局。
——摘编自张宏利《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与区域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随着海洋科学技术、渔业捕捞方法等的发展，使得海洋渔业捕捞突破航行瓶颈，驶向远海。在高压海禁政策下，涂滩养殖业蓬勃发展，制盐工艺与产量不断提高。明清中国已形成了以沿海渔产区为中心扩张全国、延伸海外的海产品市场销售网络体系，然而明清政府极力控制民间贸易的规模和实力，同时还禁止商民出洋长期谋生或久居国外谋求发展，使中国社会丧失了自我发展的机遇。
——摘编自胡可杰《耕海牧渔：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居民渔业活动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朝浙江官民开发沿海滩涂的动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与宋朝海洋资源开发的不同。
材料一 大榭岛遗址的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发现了双排并连的盐灶，手制厚胎粗糙的煮盐陶盆，用于支撑陶盆的烧土柱等。先秦文献《世本》记载：“夙沙氏始煮海为盐”,而宁波大榭岛发现的史前制盐遗存就是煮盐的，鲁北沿海也有史前存在煮盐遗址的线索。到商周时期，从鲁北沿海的考古发现看，煮盐规模显著扩大，煮盐工艺流程也更加进步，尤其出现了有意用草木灰铺就的摊场，来泼洒卤水并刮取生成的盐土，以及周壁抹泥防渗的淋卤坑，来过滤盐土获得符合煎煮要求的高浓度卤水，这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我国古代传统的煮盐工艺“淋煎法”。
——摘编自王青、曹洋《我国海盐考古二十年回顾》
材料二 把古沉船“华光礁1号”上的器物，与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出土和出水的瓷器进行对比，发现它们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由此可以推断这是一艘从中国港口装货，经过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将商品运送至东南亚国家的远洋商船。
“华光礁I号”的船载货物类别，是宋代海外贸易商品的一个缩影，其中尤以外销陶瓷器最为突出。因“华光礁1号”是一艘南宋早期沉船，各窑口的工匠按自己的理解生产瓷器。到了“南澳1号”沉船所处的明代中晚期，大量带有异域风情的瓷器出现，海外贸易实现了从过去的纯输出到“订制”输出的转变。
——摘编自符宇群：《贾宾：“海丝”古沉船如何诉说中外交流往事》
(1)分别说明材料一、材料二作者如何运用考古成果进行史学研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华光礁I号”的考古文物可用于研究哪些历史课题（拟出一个课题名称即可）。为深入开展所列课题的研究，请简要阐述你的研究思路。
材料一：唐朝女性服饰雍容华贵，装饰物也繁杂富丽。唐朝时期经济发达，“丝绸之路”的兴起也使得唐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有着许多的商旅往来，因此唐朝服饰也深受西北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唐朝女性衣装，从画作到实物，绝不保守。唐朝社会文化环境开放，服装设计思路中充满着外来文化，也使得唐朝服饰内容丰富多彩，形成了不断自我创新的文化基础。衣帽装扮和着装礼仪随着社会要求和职业要求不断变化着，当然在这之中也有一定的人文色彩。
——摘编自唐凯旋《唐朝服饰的探究》
材料二：宋朝建立初期，受战乱影响，民力匮乏，百废待兴，自然自上而下都提倡节俭。太祖躬身践行节俭，要求自己、后宫、王公大臣奉行简朴生活。再加上宋朝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人士大夫走向政治权利中心，形成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审美视角，表现出与唐朝不同的审美观——质朴、淡雅的审美，这种美学观念奠定了宋朝美学的基调。随着宋朝女子“三寸金莲，杨柳细腰”审美之风的流行，出现了与之体型审美相适的窄长造型服装，如宋朝褙子窄身窄袖的造型。宋朝中后期，由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女子服饰在继承前期服饰风格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新款式，打破了宋朝服饰初期简朴的风格，呈现出奢华、新奇之风。
——摘编自陈长美《宋朝女子服饰流行变迁的社会影响因素》
(1)根据材料一，概括出唐朝服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唐到宋服饰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二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三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其反映的社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
(3)据材料三，概括宋代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述宋代社会出现的主要新变化。
材料一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衣冠南渡”的现象，在这些南渡之人中，就有一部分人定居在距离中原比较近的新安（新安江的源头）。他们心里憋着一股子东山再起的劲头儿，但是面对的却是“山九田一，丰亦不足食”的现实。新安人虽然没有发达的陆路交通条件，但大自然给了他们便利的水路，特别是新安江，直接可以通达杭州，再通过杭州与大运河相连。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形成商帮集团。
—摘编自[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
材料二 明嘉靖（1522—1566年）至清末民初，新安商人渐趋衰落。一代代新安商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了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新安商人达到了鼎盛时期，‘无新安人不成商’这种说法，开始叫遍天下”。
——摘编自韦庆远《明清史续析》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历史上出现大规模“衣冠南渡”的两个重要时期，说明东晋时期“新安商人”被迫经商、“活动”频繁的因素，并写出“新安商人”后来的名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明代“新安商人”形成实力雄厚商人群体的客观条件，及其在当时发挥的主要作用。
材料一 《史记》曰“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隋唐时期，部分人对海洋的潮汐运动规律认识有了理性上的提高；宋元时期已有了升降舵和多副舵的运用，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航迹推算，使跨洋航海的宏愿与构想得以实现。15世纪的明初，开始了历时28年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途经多国，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绘有20页航海地图，是中国航海技术与实力的具体体现。
——摘编自何国卫《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
材料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扩展国际合作空间，缓解中国与各国海上与地缘矛盾的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在伊朗、沙特、伊拉克等国投资了大量油田和石油炼化厂。同时，西亚、北非的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合作空间。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中国可以为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南亚国家的能源、剩余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但众所周知，西亚、北非地区可谓是全球政治局势最为复杂、政治风险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中国与西亚、北非地理位置间隔较远，有些国家交通设施仍不成形，存在极大的金融风险。由于南亚地区各国关系并不和谐，地域冲突、历史积怨等问题错综复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想要连通铁路、公路、通信网络等设施具有很大挑战。
——摘编自毛立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试析》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古代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所具备的条件，并理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的共同核心精神。
材料一 《灵著录序》和《灵著录略》两篇文章，是重要的妈祖史料。《灵著录序》提到元代诗人张翥曾奉旨到湄洲妈祖祖庙代祀，得祖庙《灵著录》母本，致仕后汇订成编。另一篇《灵著录略》，著者林朝裕，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是对张翥《灵著录》一书内容的概括，保存了《灵著录》的主要内容。《灵著录序》中“妈祖诞降”“海上灵迹”等是后来妈祖显圣故事的母本。如妈祖诞降湄洲，有“生而地紫”异象，自幼“变幻而秘法得”；能“席海以行”，即后来的“挂席泛槎”故事；“逝而见梦以祠”，即后来的“显梦辟地”故事；海上救护神迹即“怒涛济溺”“神助漕运”等故事。林朝裕在《灵著录略》按语中说妈祖“种种奇迹”及“褒赠”，早在宋元时期就“俱载《灵著录》”。《灵著录略》记载“天妃妈祖，林氏，出自吾族，毓诞湄洲，而神灵赫濯，利国济民”。曾祖统军兵马使林保吉，曾参加高平之战，“乘功而归，遂别业于莆阳之湄屿”。
——摘编自林龙锋，刘福铸《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材料二 传说妈祖受到观音菩萨的超度而成为女神，有预测大海变化的能力，故而成为福建地区民众心目中的保护神。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据南宋刘克庄文集记载，“海贾归来富不赀（同“资”，财），以身殉贸实堪悲。”两宋以来的王朝政权多次因“护海神迹”而将福建地方社会的妈祖信仰纳入到国家礼制秩序当中。
——据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等
材料三 妈祖信仰起源于北宋时期的福建莆田湄洲岛，大陆移民将其传入台湾后，在岛内各地进行了广泛传播，初步形成“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台湾分灵庙的三层关系网络”，奠定两岸妈祖信仰的谱系结构。
——游红霞《妈祖信仰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机制》
材料四 妈祖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古代海上贸易，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二是福建、广东等地去海外的移民传播。三是当地华侨华人团体的积极推动。据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中的资料统计，总共159座天后宫会馆，其中闽商所建占105所，分布在广东、广西、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安徽等地。资料显示，全球有妈祖庙数千座，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信众超3亿人。
——摘编自林明太《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中的史料探究妈祖信仰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妈祖信仰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传播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宋代与中南半岛、大食诸国、高丽、日本的来往十分密切，高丽和日本都辟有专门对宋贸易的港口。宋代进出口货物有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宋代出口货物种类也很复杂，据日本学者统计，仅日本进口的“唐物”就达41种。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等5个市舶司。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宋政府正式修订《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宋代海船可乘五六百人到千人以上。据推断，福州一地就有300余艘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此时既有大批海外蕃客来华贸易且定居，也有宋朝海商、水手“住蕃”的现象。
——摘编自曹中原、刘常青《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材料二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占领泉州之后，元世祖即命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任用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为行省中书左丞，主持泉州的海外贸易。次年，元世祖又令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招徕海外各国贸易。元代进口舶货数量和品种都超过前代，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舶货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海外贸易更加繁荣，舶货进口量剧增。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由四明（又名庆元，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市舶物货高达224种，比元代前期翻了三番。元代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再加上全国统一以后，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能够为海外贸易提供丰富的物资。因此，元代商舶东起高丽、日本，西抵非洲海岸，十分活跃。
——摘编自沈自强《元代海外贸易体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许多传统的观点发生动摇，如邓馆指出“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陈耆卿将士、农、工、商在社会上的作用逐一论述之后认为：“此四者，皆百姓之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儒家强调“重义轻利”，并且将先义后利作为利益得失取舍的一个原则。然而在宋代，更多的思想家认为利在义存，利亡义丧，没有离开物质财富的“仁义道德”。宋代，社会各阶层对财富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人们为“一钱之争，至死而不悔”。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参与经商以牟取利润。……宗室嫁女，也是找富家大姓以货取，婚姻不求门户，直求资财。国家也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摘编自孙金玲《宋代社会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及原因》
材料二：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接踵东来。为了找到传教的门径，他们往往介绍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火器制造等知识。与殖民者稍后而来的是美洲农作物，玉米的产量远比麦类高，番薯更是每亩可产数千斤。葡西殖民者围绕中国的商品开辟了商业航线，中国的出口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香料之类的商品。由于出现这种结构性的贸易逆差，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摘编自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思想观念领域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南方各割据政权一般却比较稳定，战争较少，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五代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当时北方人口只有100多万户，后陆续平定南方诸国，又得230多万户。南方人口已经是北方的两倍。这一方面是江南人民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劳动人民为躲避战火大批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同时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绍兴和议”以后，北方移民大量涌入，使南方社会经济继续获得发展。1159到1179年，南宋全国丁口从1684万增加到2950多万，20年间丁口增加了近3/4。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显著进步，城市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自唐朝安史之乱时候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农业生产技术以江浙一带最进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两宋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
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各类耕地的开垦；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除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到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南北经济重心开始转移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2)依据材料，探究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