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新型士人群体逐渐形成……北宋中期士人群体觉醒，一方面，儒学复兴旗帜的高扬，为学术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共政”的理念与政治格局，成为宋代文化的中心内容……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却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

材料二   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的大批出现，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新陈代谢。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新陈代谢不仅表现在新的士类在数量上的激增，更表现于时代发展对旧的士类的淘汰……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诗书墨卷中人的出路，使之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他们尖锐地掊击王朝秩序，又向社会传播各种新的观念意识……他们成为20世纪士类的主流。

材料一   宋代的茶马贸易自熙宁七年（1074年）大规模展开之后，封建政府对其非常重视，采取一系列鼓励政策和管理措施，保证茶源，招抚蕃族，加强互市贸易，经过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刻意经营，革弊兴举，贸易额不断增加，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摘编自郭孟良《“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宋代茶马贸易述论》

材料二   草市，在宋代得到普遍发展。宋朝商业繁荣，逐渐形成了城市、镇市、草市三级结构，草市居于基层市场地位。官府在草市一般不专设税务机构，而由富人承包。草市往往产生于交通要道、关津渡口或城市边缘，与农村联系密切。在草市的促进下，许多著名的经济专业区也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城镇。到南宋时期，城镇的规模与之前相比也有明显增大。

——摘编自焦爱丽、潘文艳《草市的兴起对宋代经济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