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下图为历史选择性必修一封面，七年级下册历史教科书也选用此图，注释为《宋朝科举考试图》。有学生认为，图中人物衣着华丽，制式官化与印象中寒窗苦读的士人形象相去甚远；考生站着考试，甚或打拱作揖，纪律松懈甚至稍显混乱与印象中戒备森严的考场实难相符。总之，不像是在进行科举考试。宋太宗时，名臣苏易简任科举主考官，他率先做到“受诏即至贡院视事，不更至私第，以杜请托”，后来这成为宋朝遵循的惯例，称为“锁院”。宋代的《礼部贡院条制》规定：“有司于试前一日排定座次，榜名告示。至日，监门据姓名引入，依此就座，不得移易。”

——摘编自《中学历史教学》

材料二：英国财政大臣罗金厄姆为了扩大内阁的权力，于1782年推动议会通过《文官定员法案》等法案，限制国王恩赐官职的权力，把任命文官的权力从国王之手转入到内阁各部门负责人的手中。1805年，财政部还首先设立了常务次官，常务次官不随执政党的更替而更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此次改革是英国的第一次文官制度改革，涉及职业道德操守、专业化、任用制度等方面，其首要意义在于将文官及整个文官体系完全纳入了议会的领导之下。

——摘编自肖俊《渐进的制度文明：英国文官制度的历史与贡献》

材料三：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教育改革逐步深入。1951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高等院系调整工作，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各类高校的调整工作全部完成。经过院系调整，全国共有高校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及其他类型院校。这次调整也有不恰当之处，如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取消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设置过细，对人才的成长与合理使用不利。

——据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等

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中国”这个共同体之内，最主要的互应变量，至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向。政治范围内，包括政权的性质和行政的结构；经济范围内，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力和资源的分配；文化范围内，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组织；社会范围内，包括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尤其注重精英阶层的作用。这四个方面交叉影响，互相制衡，总的结果呈现为复杂共同体本身的强弱、盛衰和聚散。

——摘编自许伸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三   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指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的基础”。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摘编自岳从欣《中国共产党关于“四个现代化”提法之历史考察》

材料一   与汉唐相比，宋代确实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更强烈的开放包容气象。在这个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宋代还与外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融合。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取消了唐代工商杂类不得参加科举的规定，并实行誊录、糊名等更有利于公平的措施，罢除了唐代的通榜、公荐等对世家子弟有利的做法。录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在制度上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打开了通过科场的角逐实现社会流动的通道。如寒门子弟欧阳修、范仲淹科举显荣，边远士子苏轼、苏辙同榜登科。在宋代，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诗词、小说、绘画、书法等，这些文化形式的繁荣为文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尽管宋代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开放度，但宋代仍然运行在王朝体制的轨道上，其基本制度、基本观念、生产关系等规范社会运行形态的基本因素并未出现根本的变革，有些方面，例如对百姓的苛重负担、政治生态的每况愈下等有过之而无不及。

——摘编自黄纯艳《新变与局限：宋代社会的开放度》

材料二   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三纲领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三   如果一种思想成为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而笼罩一切，这时，会有一些空洞的套话反复，这些话语不仅会常常写在书里而且会成为背诵的教条，甚至当作生活的金科玉律…我曾经相当注意明代和清朝初期，皇权运用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念对思想的垄断和遏制。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