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文宗想把临真公主嫁给当时北方大姓士族，却遭到拒绝。对此唐文宗极为不满，他对宰相说：“民间修婚姻，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摘编自欧阳修《新唐书》

材料二 本朝富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谓之“榜下捉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摘自（宋）朱彧《萍洲可谈》

材料一   “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汴水横亘，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

——《宋史》

材料二   朝廷创置榷场以通南北之货……内足以专课息之源，外足以固邻国之好。

——《宋会要辑稿》

材料三   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

——（宋）朱彧：《萍洲可谈》

材料四   典卖倚当庄宅田土，今后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违者论如法。

——《宋会要辑稿》

材料五   下表为南宋嘉定（宋宁宗年号）六年“四选”官员人数统计表。   

——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

（注：广义恩荫，是指由于封建制度下，祖辈、父辈的地位而使得子孙后辈在入学、入仕等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称之为“恩荫”。狭义的“恩荫”特指宋代以后出现的一种独特的门荫制度，遇朝廷重要庆典时，官员子孙承恩特许入国学读书并入仕）

材料六   太宗时，置榷属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

宋初制定私茶法规定，“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

——以上两段材料均出自《宋史》

材料一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大城市，比起国内贸易的突飞猛进，对外贸易增长更为明显，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宋朝，大批出身平民家庭的士人进入政坛，人们的婚姻择偶也以当下政治、经济地位为重，而不再关心祖先名望。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贱民阶层数量显著减少，家内服役奴婢更多地来自雇佣。无地农民与地主签订契约，租种土地也较少受到契约关系以外的人身束缚......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受官府干预，仅办理法律手续，缴纳交易税即可。对于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标准，官府的限制也比前代更为松弛。

材料一   （宋代）郓州须城县杨村民张诚者，其家自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闲言，衣裳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无不勤。张氏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而能人人孝悌，友顺六世，几二百年，百口无一口小异，亦可尚也。

——摘编自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材料二   民国时期，家庭小型化后，夫妇与子女成为家庭的中心，随着男女平权的提倡，人格对等的夫妻关系逐步取代等级尊卑的父子、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家庭中长辈权威逐渐旁落，他们更多地受到照顾而非绝对服从，子女们开始自由选择职业、自主婚姻。

1919年江苏吴江县农民离村率是4.88%，山东化县的离村率更高达8.7%。农民到城市后获得新的职业，一些富裕地主进城后转为官商，而贫苦农民大部分成为工矿企业的工人。

——摘编自陈蕴茜《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

材料一 宋统一南方后，于971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后，宋朝政府又在杭州、明州设置市舶司，它们与广州市舶司合称“三司”。《元丰市舶法》的颁布更加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外商人往来频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随之增加。

——摘编自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

材料二   隋唐时期，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已经衰落，但重视家庭背景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到宋朝，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时人概括这种变化为“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宋朝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受官府干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成为普遍现象。对于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标准，官府的限制也比前代更为松弛。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从政治上来说，是贵族政治废弛，君主独裁政治兴起……

——［日］内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1910

材料二   内藤湖南套用欧洲历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唐宋变革论”以胡汉对立视角割裂中国历史……“宋代近世说”实质上是企图为日本“温情”入侵中国张目。

——李华瑞《走出“唐宋变革论”》，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