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陆游和第一任妻子唐琬系中表婚（表兄弟、姊妹间缔结的婚姻），这是宋代社会流行的缔结婚姻的方式。绍兴十四年（1144年），20岁的陆游与唐琬成婚，感情甚笃。此后两年陆游未参加科考，这成为陆母不喜儿媳的重要原因。但陆家休儿媳的合法理由是唐琬不能生育。男女社会地位差别明显的宋代，男子休妻很多时候是从家族角度考虑，在此情况下妇女极为被动。唐现再嫁的赵士程，此前当有过婚姻，并留有若干名子女。宋代虽是理学渐兴的时期，但妇女改嫁在当时却并不受限制。理学大家的语录中，也有“出妻令其改嫁”之说。

——摘编自费芳芳，王曾《陆游与唐琥婚姻考——兼论宋代婚姻制度与习俗的若干特点》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侵蚀自然经济的基础，“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和伦理规范受到强烈冲击，社会婚姻观念出现一些新动向，出身、门第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时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状况：“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姻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士大夫对女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万历时吕坤指责礼教“严于妇人之守节，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乃是“圣人之偏”。

——摘编自荆晓燕《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材料一   唐宋时期，官宦世家缔结婚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时代转变。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等级内婚制，入唐后其流风遗俗继续存在。唐代官宦世家婚姻崇尚阀阅，主要表现为旧门阀士族间互通婚姻、新贵攀附旧门以及新贵间互通婚姻。唐太宗、唐高宗等统治者积极引导新贵间通婚，引领婚姻价值取向由传统门阀向官品、人才等方面转向，推动“官宦”“忠孝”“道义”“学艺”等成为“天下士大夫”的评判标准，但终唐之世尚未形成能够取代崇尚阀阅的新取向。中晚唐及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受新兴势力冲击，门阀势力更加式微。门阀宗族制下“士庶天隔”的门第等级观念，至宋代已基本消失。“婚姻不问阀阅”成为由唐及宋婚姻价值取向变化的显著特征。同时，宋人逐渐接受了更为重要的婚姻条件，那便是贵人物，甚至是“贵人物相当”。重视“人物”是一种综合考量方式，不仅包括个人才能，还包括个人资财、家世及家法影响下的个人品行。

——摘编自隆萍萍《唐宋婚姻的承继与演变》等

材料二   1950年，新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之后，北京市迅速开始推广，一方面采用多种方式普遍宣传，如电影、戏剧、广播、黑板报等；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切实落实，如成立辅助机构推动婚姻法深入贯彻，采用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方式处理破坏婚姻自由的问题等。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北京市各级政府的宣传与推动下，老年人开始接受和支持年轻人追求择偶自由，年轻人也开始积极主动要求和争取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结婚对象。随着贯彻婚姻法运动的不断深入，北京居民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京居民择偶方式的变化影响着民众日常生活，促进民众生活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庄秋菊《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居民择偶方式的变迁》

材料   方逢辰（1221～1291年），浙江淳安县人，淳祐年间状元。因不满南宋宰相贾似道等人专权误国，曾多次上书揭露而遭忌恨，遂辞官而归，杜门著述，授徒讲学。宋亡后，元朝复以高官征召，亦拒不接受，其学宗陆九渊，而又自成一派，蒙学教材《名物蒙求》是其重要著作。以下内容摘录自该书：丽乎天者，日月星辰。润以雨露，鼓以风霆。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阳为阴系，风旋飚回。阴为阳蓄，迸裂而雷。惟霁斯虹，惟震斯电。散为烟霞，凝为雹霰。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读书为士，耕田为农。行商坐贾，技艺百工。是谓四民，各有所业……内寝曰室，外寝曰堂。门侧为塾，两庑为厢。寄托曰庐，居土曰舍。累土曰台，有屋曰榭。周垣曰院，堂前为庭……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别而夫妇，信而友朋。长幼有序，是谓人伦。出而交际，师友主宾。人而亲睦，伯叔弟兄。诸姑姊妹，皆父党亲。曰姨曰舅，母党之姻。高曾祖父，在己身前。由己而后，子孙曾玄。是为九族，教人亲亲……物有知者，鸟兽之属。

——摘编自张彬《浙江教育史》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期，家国同构。自秦汉而下，宗法活动以社会上层贵族为中心展开，魏晋门阀士族是其代表。至隋唐，贵族型家庭制度逐渐瓦解。北宋时，“近世名门鲜克永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一些士大夫成为新宗族组织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带头呼吁，以尊祖睦宗为要旨，团结宗亲。其他社会阶层后来也开始效仿，慢慢地发展起了一种新的宗族形态——“平民型宗族”。

——摘编自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

材料二   10～16世纪间，中世纪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地位和血统的执着是当时的标志之一，法定地位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身份标志，贵族观念是这一状况最明显的表现。但是，欧洲社会不断涌现出掌握新财富乃至实力的新贵，他们无法在既有的等级体制中找到容身之处，便向传统发起挑战。他们很快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社会形态、行会、传说和团体，使商人的社会身份拥有了新的定义。商人阶级的兴起几乎完全是城镇发展的结果，商人的出现与这一中世纪欧洲文明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密不可分。任何地区的领主都寻求城市的支持，以便对抗国王；而国王则争取市民的支持，借助他们的财力以打压势力过大的属臣，并因此向城镇授予特许状和特权。

——摘编自[英]J.M.罗伯茨《企鹅全球史·文明的分化》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材料

唐代兴起茶马古道，北宋与藏区建立“以茶易马”互市制度，史载：“(宋人与吐蕃)商人博易，甚有信而不受欺绍，商人有信则相与如至亲，借贷有所不吝，岁望其一来，不来则数数念之。”“乾道癸巳(1173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皆有礼仪。擎诵佛书，碧纸金银字相间。”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写道：“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 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

——摘编自张嘉琳、梁长平《茶马古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贡献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