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其相似的历史表象下常常掩盖着极大不同的历史本质，发生在15世纪首尾两端的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达·伽马航行就是这一类的相似事件。

材料一   三大航海的指标对比

——摘编自罗荣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

材料二   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的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主要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大陆强国。在水域中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来说，现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撒哈拉外侧的非洲，就是以前欧洲的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

——摘编自强世功《陆地与海洋—“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

材料一：1405年至1433年间，明朝政府发起了七次大规模的海上探察系列活动，领导这些探察的是宦官郑和，郑和的每一次航行都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船队，辅以庞大的武装军队，可以镇压探险队所到达的任何港口出现的抵抗。在前三次的航海中，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锡兰。第四次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最南到达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郑和随意把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作为礼物散发出去。在返航时，他从东道主那里得到大量的、非同寻常的礼品，包括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郑和及其同伴尊重他们所遇到的当地神灵和风俗习惯。郑和通常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七次探察在印度洋盆地确立了中国人的地位和声誉。在他第四次返航时，郑和带来了30个国家的使节，他们来到中国，对明朝宫廷表示了敬意。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二：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为重要方向，呈现出陆、海、天、网全面推进的态势。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自2015年成立以来，亚投行已从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来自六大洲的106个成员，成为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教育合作、文旅交流、媒体智库、民间交往等领域开展广泛地合作，与共建国家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不断加强，拉近了共建国家人民的距离，促进民心相通水乳交融，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

——摘编自蔡彤娟《“一带一路”十年成就与展望》

材料一   明开国之后，朱元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过朝贡关系，建构了天下秩序。在朝贡体系之中，周边各国向作为“华夏中心”的中国称臣，每隔一段时期前来朝贡，而中国则给予册封和赏赐。明代形成了包括厚往薄来、勘合印信、朝贡文书、朝贡贸易、朝贡定期等的一套稳定的朝贡制度，在明中期之前，形成中国周边相对稳定的秩序……朝贡关系的核心在于确认和重申政治认同，附带发生商品贸易，但这附带发生的贸易，才是各国来华的目的所在。明人张瀚《松窗梦语》将互市分为“西北互市”与“东南互市”两种，如明人郑晓所云：“盖东夷有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

——摘编自袁灿兴《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材料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策略

——摘编整理自许国林、刘宇《从恶性竞争到协调合作：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策略之变》

材料三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

——摘编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材料一   明初禁止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但鼓励外国以朝贡的形式前来中国进行贸易（史称朝贡贸易），这种贸易规定了贡期、限制船数、限制人数、限制商品数和必须拥有勘合者方得朝贡。1540年后，中国经济朝市场化快速发展，亟需白银作为货币，民间走私贸易因而兴起，福建漳州、泉州和广东、浙江的海商纷纷前往日本贸易。明代中国向西属菲律宾输出的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军需品，生丝和丝织品，中国输入马尼拉的约有9成以上为丝绸，丝绸种类繁多且品质不一、中国商品的价格极具竞争力，中国运回的几乎都是白银，这导致母国的丝织工业家强烈要求西班牙政府对中国丝货输入西属美洲加以限制，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和母国的丝织工业。

——摘编自李隆生《明后期海外贸易的探讨》

材料二   曾留学美国并当过买办的容闳在1867年拟定了一个“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由应宝时转呈曾国藩，再转致总理衙门。该章程强调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章程大致模仿外国轮船公司及其在华经营的方法。此后，官民都开始准备投资航运。第一个以华资名义经营的轮船航运企业，是李鸿章在上海正式成立的招商总局。李鸿章任用朱其昂、朱其诏兄弟筹组招商局，他们虽是以沙船为世业的淞沪巨商，但因属旧式商人，在招股集资中缺乏号召力，招股活动几乎“无人过问”。最初筹集的资本包括官款在内，实缴不到20万两。在企业经营方面，由朱其昂所购之船，不是“船大而旧”，就是“舱通而小”，而船只“购买价值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舱尤贵。”

——摘编自张赛美《上海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兴起》

材料一   泉州市处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晋江下游的北岸，有“三湾十二支港”之称。古代泉州港经过历代对内河航道的大规模整治，到宋元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畅通的交通网，拥有了极广阔的经济腹地。泉州自古以来就广泛种植水稻、甘蔗、茶叶、桑麻、水果等亚热带作物，这就为泉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成为支撑泉州乃至福建经济的重要产业。在海外市场需求扩大的刺激下，泉州的制瓷业呈现出专门供应外销的特点。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数量，窑工们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如大量使用当时先进的“支圈覆烧法”等，以适应外销要求。受海外贸易浪潮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更新，“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劳作模式在海外贸易的厚利诱惑下不得不改弦更张。繁华的泉州港吸引大量外国人来这里经商、定居，当时世界的几大宗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基督教相继传入。

——摘编自刘新慧《海外贸易与宋元泉州社会》

材料二   从元朝末年到明清时期，泉州港由盛转衰。明清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海上贸易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宋元时期的合法海上贸易活动变为非法，闽南地区的走私和海盗活动一度十分猖獗。1567年“隆庆开海”，闽南地区的贸易中心转向曾经边缘化的漳州，清代之后转向厦门。泉州港辉煌的时代就此结束，而继之而起的漳州和厦门至今也未能达到泉州曾到达到过的高度。

——摘编自朱嘉仑《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兴起与衰落》

材料一   元代，广东制造的“广船”多为海舶，其有数百人居其上，“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舶上的房室多则有百间以上者，这些海舶来往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间。进入明代，“凡舟车之制，曰黄船，以供御用；曰遮洋船，以转漕于海；曰浅船，以转漕于河；曰马船、曰风快船，以供送官物；曰备倭船、曰战船，以御寇贼”。嘉靖之后，船体较大的海舶，鲜有出现。明人说既然“不能走海，则不作大糟”。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通东西航线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接踵而来。南洋各国对中国的传统朝贡贸易，几乎停止了。

——摘编自叶显恩《明代广东的造船业》

材料二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建了福建船政局。这两处近代工厂的创建结束了中国没有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化大机器生产的历史。江南制造局的技术设备主要源自赴美国购买当时属于较先进的全新设备一万多台套。福建船政局委托法国人招请一批外国技术人员，进行船厂设计、组织基建、由法国进口成套设备并由他们安装。西方在1850年开始盛行铁木混合结构船，也称铁肋船，船政局在1876年就着手制造铁肋船。西方在1860年开始盛行钢质船，而船政局第1艘钢质船则始建于1886年。这艘钢甲巡洋舰“龙威”号在编入北洋海军序列后改名为“平远”。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发行的西方科学专著，广为流行，为嗣后中国开办的新式学堂用作教科书，影响很大。

——摘编自席龙飞顿贺《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造船业》

朝贡贸易：政治考虑抑或商业行为

材料一   （张瀚（1510—1593）认为朝贡贸易）且缘入贡为名，则中国之体愈尊；而四爽之情愈顺。即厚往薄来，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况其心利交易，不利须赐，虽贡厚赉薄，彼亦甘心，而又可以藏富于民，何惮而不为也。

——《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谢学湖（浙）（1567—1624）认为朝贡贸易）今诸爽进贡方物，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而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尤极不堪，一着即破碎矣……且近来物值则工匠侵没于外，供亿（供应）则厨役克减于内，狼子野心，且有谇语（责骂）。谇语不已，且有挺白刃而相向者，甚非柔远之道也。

——《五杂组·卷四：地部二》

材料二   明朝政府对海外国家载运来的朝贡方物抽取货物税。按规定，如国王、王妃及陪臣等附搭的货物，先抽50%的货物税，余者由官府给值收购；如附带来贸易的货物，船进入港口后，即全部封舱，待抽20%的货物税后，才准开舱贸易。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O·海外诸番·人贡互市》

就以日本来说，每次来朝贡的人员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数人，其他还有船员、水手以及搭乘的随从商人等。在朝贡初期，由于朝贡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经营，故随从的商人还比较少。但到了后来，朝贡船全部承包给博多和坏港的商人，于是随从商人便大大增多，商人已从搭乘转而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