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300年，正是新的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之时。明清两朝推行朝贡贸易政策，朝廷对朝贡有严格的规定。明朝规定海外贡使来华的贸易活动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不允许私自交易。1757年，清廷将过去对西方商人的多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这种朝贡贸易关系从16世纪起开始不断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挤压，处于衰落之中。明中后期开海贸易后，中国商人出海贸易面临着与西方殖民商人的竞争。明清政府对出海贸易的中国商民规定种种限制，削弱了中国商人的竞争力和防卫能力。当中国商民在海外道受迫害和屠杀时，明清政府漠不关心。这严重助长了西方殖民者的气焰，等于是把世界市场的主动权拱手交给西方殖民势力，导致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地位的衰落。

材料二   随着哥伦布远航美洲，印度洋、太平洋这些远离欧洲人的水域到16世纪成了欧洲人从事殖民和贸易活动的舞台。中国和欧洲是新的世界贸易的两个终端，由这个时代两条最主要的商业航线连接着。绕好望角而来的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到达中国，西方国家与中国贸易多经好望角跨越印度洋从西而来。经南美跨越太平洋而来的西班牙人也接踵而至，开通了太平洋丝绸之路。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大帆船，来往于墨西哥与菲律宾马尼拉之间。西班牙从美洲掠夺到大银，用来交换中国丰富的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等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贸易利润惊人，但却控制在西班牙人手中。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自由贸易的世界大潮的冲击下，以垄断为特色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地位急剧下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顺洪等《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一：郑和西航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止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十次，历时20多年、最远到达红海海口和北非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郑和能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航，原因有以下数点：宋元以来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大为发展，海船建造技术与航海技术大为提高，海外地理知识日渐丰富；明朝经济经过洪武年间的恢复和发展，到永乐年间已进入极盛，为海外航行创造了物质条件；明太祖时国家初建，主要致力于国内的励精图治，明成祖时则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要求扩大对外关系，以远播声威，招致朝贡。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清朝原有的由礼部和理藩院处办理对外事务的机制，根本无法满足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关系的强烈要求，传统的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体制被打破。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成立。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不但包括打通对外交流、通商等等，凡与和洋有关者，比如修建铁路、开矿办厂，购买机器、船炮、枪械，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管理关税等，皆归其管理。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王朝的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总理衙门的设立，改变了中国过去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局面，使中国有可能步入国际外交轨道；再次，总理衙门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专门外交机构的政治体制格局；最后，总理衙门还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的通例和自己的国情，确定了中国的国旗，国歌，使中国不再以王朝而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一   《明史·郑和传》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事迹：“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送）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

材料二   1936年，在云南玉溪县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家里发现了《郑和家谱》，记载了郑和出使事迹：“和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特选皇廷”；“敕奉差诸官员共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员，又拨宝船六十三只，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所至诸国名：占城国、爪哇国、暹罗国……”；“于诸番国并海外，公干教化诸番王等无不祗顺（恭敬）”；“又乃称和公之德而扬和公之行，可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材料三   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材料一   中国并非内陆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中国古代不乏向海洋谋求民生利益的卓越人物，但他们主要着眼于鱼盐之利，较少侧重航运的展开。中国古代交通事业中，侧重点是在陆上而非海上，海洋交通未能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虽然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人们没有忘记祭水，但河川总是置于海洋之前。明朝时期的郑开阳在《海防图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提出“经略海上”的构想，但主要也是集中在近海，而且主要出于防范倭寇侵扰的目标。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

材料二   从古代世界的希腊、腓尼基、罗马到近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在欧洲的文化中，海洋总是与商业贸易紧密相连。实际上由古至今，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根本出发点都是源于争夺海洋中的无限利益。除了欧洲各国间的贸易往来，新航路的开辟更是把贸易范围扩大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欧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阔的殖民地，海洋迅速成为了创造财富和扩张领土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编自刘家沂《中西方海洋文化比较》

材料三   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材料一  倭寇从海上进犯，帝（明太祖）惠之，顾谓（汤）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

——摘编自《明史》

材料二  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其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延表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蛤，势必大溃。惟有分剐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至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疆略有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摘编自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

材料一15—17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的世界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西欧和日本商人用白银购买中国的生丝与丝织品、瓷器、茶叶、蔗糖，西欧商人把东南亚香料等产品输往中国，这成为当时东亚乃至世界主要国际贸易模式。由于中国“银荒”，福建海商携中国商品蜂拥至马尼拉，交换墨西哥白银。基督教以澳门等地为据点，形成网状基督教文化圈，引入西方商贸习惯、通用语言、技术知识等。对于明朝来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强权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开始动摇中华朝贡体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晚明（16 世纪下半叶至 17 世纪中叶）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史“17 世纪总危机”的一部分。

——摘编自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材料二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许可后，澳门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全球经济的新格局，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西班牙人的东来，大大拓展了历史大变局的深度与广度。稍后来到远东的荷兰人，建立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西欧列强及其殖民地无法用香料等初级产品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成平衡，必须支付巨额白银货币，西方学者将其概括为“丝—银”对流。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刺激了太湖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日益完备。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明朝加重了江南的田赋征收，同时规定征收一定数量的丝绢实物。明朝后期，嘉兴所辖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吴江的盛泽镇“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仅丝绸牙行，约有千百余家”。江南官营织机有 3500 台，民间已超过万台。明后期废除了匠户和徭役制度，丝绸机户有机会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机户郑家就有“织帛工及丝佣各数十人”。

——摘编自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