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是指明中叶后，我国社会孕育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社会政治思想。其基本特征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要求开明政治，倡导平等和民主；一反过去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主张工商皆本，重视货币，要求平均土地等；不屑于空谈性理，在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由此形成的一套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中国人自己的启蒙思想理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均有很深的自然科学造诣，在极为丰富的科学思想中，蕴含着启蒙的精神。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就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陈独秀明确提出：“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促成革命力量的成长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必然。恳昧和迷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科学，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赛先生”，通过尊崇自然科学法则，培养科学精神，反对封建礼教、旧思想和旧文化对人性的束缚，主张科技救国。但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有其不足之处，胡适、陈独秀、鲁迅和李大钊等人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等都高人一等，这也导致阳春白雪的理论很难深入劳苦大众，运动也只能流行于精英阶层之中。

——摘编自姚天琪《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人文思想的比较与对话》

材料   明代的士人是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他们暂时还未进入仕途，却是进入仕途的主要阶层，是有功名的候补官员。

在明代，士人包括以下几种知识分子：进士、举人、监生、诸生等。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举人是乡试录取的优胜者。监生，即国子监学生，包括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此外还有外国留学生，即“夷生”。四种监生中，洪武初年官僚子弟比例较大，洪武以后百姓子弟日益增加，占了绝大多数。诸生，即地方府学，州学、县学的学生，他们一部分来自民间私塾，一部分来自社学。

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受到强烈挑战，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四处讲学，在各地创办书院，弟子遍天下。他们不仅仅关注学问，而是学问，政治并重，今天广为流传的格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乡村，他们是有功名的头面人物，即社区和宗族组织的首领。

——改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一

宋代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起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大的影响。宋代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社会的教育需求远不能被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生。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推动南宋时书院进入鼎盛时期。

——摘编自陈来《宋代理学的特点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康熙帝有着极高的汉学修养，精通汉文化。他曾说朱熹的作品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还将朱熹提拔到孔庙第十一位配享哲人，给予尊隆地位。康熙帝命学者李光地删节修改《性理大全》，整理成《性理精义》，又主持编辑了《朱子大全》颁布于天下。康熙帝在位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正统。雍正帝顺应三教并流的趋势，以儒释道相互补充。乾隆帝认为，程朱理学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乾隆帝下旨刊刻了《乾隆御定石经》，汇刻了《十三经注疏》等。理学当然不仅仅存活在庙堂之上，更渗透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诸如烈女传、节孝坊、忠义故事等，无一不是理学思想的底层体现。

——摘编自雷晓凡《程朱理学是怎样在清朝确立统治地位的？》

材料一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等古代思想流派，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都主张“崇俭抑奢”，从而使“崇俭节用”思想始终成为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主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消费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崇俭抑奢文化史。特别是在古代，崇俭抑奢作为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核心理念，贯穿于帝王的圣旨御撰、官员的公文案牍，学者的讲章论著，平民百姓的家规家训等大部分文献典籍之中，清人朱柏庐著名的《治家格言》共600字，谈论节径的就达120字之多。“在中国消费思想史中，讲得最多、最久、最深刻的问道是奢俭问题，奢俭论，是中国消费思想的核心。”

——摘编自赵迎芳《中国优秀传统消费思想及其现代转换》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消费群体——商人。他们因为没有功名利禄的牵绊，在消费中体现出强大财力，引起社会瞩目。例如，“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商贾并凑，粮食馔，鲜衣服，丽车栋，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由于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官僚更易于成为奢侈的榜样，连被誉为中兴之臣张居正亦未能免俗，“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在奢侈风气影响下，普通百姓也以异乎寻常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消费热潮中，在杭州，“本地上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不以储蓄为意，中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归归市肴酒，夫妇因醉而已，明日又为明日计”。

——摘编自欧磊《明代中后期奢侈风气差异特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