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明清易代的外部刺激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下，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在明清之际发生了一系列蜕变，出现启蒙思潮。在学理上，明清之际的学者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结合，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君权和民众问题上，黄宗羲从历史发展入手，指出专制制度出现后，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为天下之大害者”；唐甄从人的本质上指出“天子虽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则从国家治理上指出“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摘编自王记录《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

材料二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认为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并于1915年5月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期间，新式知识分子率先以人的资格从封建宗法制社会中自觉起来，冲破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罗网，在带着兴奋和焦躁的救亡图存的时代情绪下，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几乎所有一切关于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科学、民主的种种思想，与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主义，都纷纷被译介过来，共同汇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大潮。

                                   ——摘编自朱鸿召《论新文化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使命担当》

材料一   明清易代使得蹈虚凿空的晚明学风成为众矢之的，清初学风由玄虚而趋健实，“经世致用”蔚为风尚。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全面反思和追溯明代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对封建君权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设计出了各种“限君”“抑尊”的方案。 他们理直气壮地主张顺应和满足作为自然人的本能要求，反对封建理学家冷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 向无人欲，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基于“保国富民”的诉求，他们对重商主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总之，凭借着王朝更迭的权力真空和较少顾忌的思想言论氛围，他们在痛心疾首之余，发出较多惊世骇俗之论。

——摘编自孔定芳《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与明遗民的诉求》

材料二   19世纪初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体系的封闭性，表现为经世派兴利除弊之法仅从中国“古圣先贤”那里去寻找。他们多有重农抑商倾向，虽对时弊不满，但面对那些“化外诸夷”，仍自诩为天朝上国。 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面临严峻挑战。以魏源为代表的开明经世派没有固守成法，而是审时度势，结果经世致用思想较快地向近代转变。林则徐等人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鉴诸国”“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开始用“五大洲”这个近代的地理概念来认识和说明世界，而不再局限于“九州”“夷夏”的偏见之内。他们力主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来交换西洋的火器船械，并把丝茶作为重要的外销商品，与夷商争利，以求富争利来反抗侵略。到1861年前后，经世致用思想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