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因高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告谕中书省限制其贡期及贡品数，“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同时亦将此意转谕安南、爪哇、真腊等国。进京朝贡的人员住在会同馆，“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则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明政府还规定了各国入贡的贡道，要求朝贡船停泊在指定的港口，按规定的路线将贡品运送至京。
——摘编自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
材料二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郑重指出：台湾、琉球“二岛俱我属土……裁决固在于我”。1883—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占领越南。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自此，晚清封建宗藩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林龙飞《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材料三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对外关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对外关系从晚清到现代的变化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国家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
①开元初，栗田（日本使臣）复朝，请从诸儒受经⋯⋯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官职名称），多所该识（掌握众多学识），久乃还。——《新唐书》
②榆林窟壁画《玄奘西行求法》
③在印度尼西亚打捞的一艘唐代商船中，发现的带阿拉伯人像的长沙窑瓷器
(1)指出①②③的史料类型，并依据上述史料概括唐代对外交流的特点。
1757年，清朝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对外贸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代理。清政府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商雇役华人办事，规定外商平时不能随便走出商馆，只能在每月逢八之日出外游览散步，且人数不得超过十人，对华人出洋船只型制大小、货物品种数量、商贩水手人数、往返期限等，清政府也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2)依据材料概述清朝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简析其影响。
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章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3)依据材料，概括曾国藩的主张。
| 序号 | 事件 |
| ① |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 |
| ② | 1955年,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
| ③ |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
| ④ |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 ⑤ |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⑥ | 2020年,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召开 |
材料一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头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 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 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并且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钢举日张”。通过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集体出洋，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
——王晓秋《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材料二 中共中央派出的对港澳、日本和西欧五国的三次考察，是为改革开放决策寻求参照和良方的“先头兵“和“探路者”。1978 年6月1日和3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和讨论了赴日和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考察报告；6月30 日，再次听取和讨论了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这三次考察获得中央政治局的重点关注，影响较大，意义深远。例如，美国学者傅高义认为：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与1978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摘编于文世芳《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经济考察活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三次集体出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清末三次集体出洋和中共中央派出的对港澳、日本和西欧五国的三次考察的影响。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背景和演进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近代西人书写中国史相比，中国人书写“世界史”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中国“世界史”书写活动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历史书写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讲究气节的。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宋朝人的议论，是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议论。
——摘编自吕思勉《极简中国史》
材料二 曾国藩的救国方案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守旧，通过恢复民族固有美德，以理学精神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以坚船利炮的实用技术来提升王朝实力。曾国藩既是重视“明道救世”的大儒，也是重视事功的改革者。他主张治世在于“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以图取新卫旧，在新旧之间取得平衡。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
——摘编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士风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曾国藩对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当时知识分子备受鼓舞的意义。
材料—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萌发了爱国主义精神。从《尚书》中可以看到，最早的爱国主义萌芽，是“家族”“万邦”与“天下”观念。《左传》中多处洋溢着爱国精神和基调，其中谈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影响巨大。可以说，整个封建社会优雅的华夏文明始终是士人爱国信念的一个重要源泉。《论语》中“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更是凝结成了后世"民族和睦、四海一家""天下太平"的爱国精神和天下观念。在整个中国古代，民族气节被视为人生修养的最大气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苏轼曾评价爱国诗人杜甫虽然终身不得重用，却“一饭未尝忘君”,忠君爱国的岳飞先后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赢得了后世的尊敬。
——摘编自吴灿鑫《从周公到孔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奠基》等
材料二 近代前期，面对列强侵略，中华民族英勇不屈，坚持反抗：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左宗棠英勇抗俄，邓世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抗日殉国，都表现出中华民族反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赞颂。甲午战后，民族资产阶级提出“要报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主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勇敢地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提出实行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破产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重新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成为近代前期中国寻求救国真理的最高成就。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民族资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承担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帝制，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摘编自吴毅《外向发力：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的发展简论》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特点。(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前期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不同于中国古代爱国精神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东汉太学中就学的有太子、诸侯功臣子弟以及匈奴子弟，以“五经”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教学是开大班上课和以高足弟子传授低年级学生，允许学生通过自学和向校外硕儒求教提高水平。定期考试，朝廷根据考试情况授以不同官职。后来宦官为了对付太学生，创建鸿都门学，专授辞赋、小说、尺牍、字画。政府还开办了专门招收外成子弟的“四姓小侯学”和对宫人教育的宫廷学校。此外，东汉时期的郡学与私学都很发达。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外语和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进入了课堂，而且西学课程比例和时数逐年增加。到了洋务运动后期，西学课程总时数要占80%，甚至90%。传统的经学一般不列入正式课程，鲜有考核。新学堂采用班级授课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新办法，且特别重视实践应用能力。20世纪初，政府颁行“癸卯学制”，按初等、中等、高等三段，实施通入、师范、实业三类学校教育，使洋务运动以来的分科教学模式更完善、系统。
——王韵秋《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东汉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晚清教育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 1862年，曾国藩首次提出“商战”一词，至清末，先后倡说“商战”思想的至少有25人，包括曾国藩（总督）、郑观应（商人、知识分子）、鄢廷辉（商人）、盛宣怀（京官）、刘铭传（地方督抚）、谭嗣同（知识分子、地方官）、严复（知识分子、地方官）、袁世凯（总督）、张謇（知识分子、商人）等。
——整理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今日虽振兴商务，要当取法泰西（西方国家）。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鉴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虑其不专，则设学堂以启牖之。……立法定制，必详必备，在内无不尽心讲习，在外无不百计维持。”
——据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倡说“商战”的群体的身份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中国的思想状况。(2)有学者认为“商战”思想其实已超出“商”的范畴，请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明武举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从宋明到清代军事人才培养与选任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