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材料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洪秀全让他总理朝政，他在《资政新篇》中指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他提出，一方面要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另一方面要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对其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清前期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基本沿袭明朝财政管理体制。这种局面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打破。巨额的军费使本已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清中央政府无力支撑新兴的湘、淮军队，只好令其“就地筹饷”，承认了地方的征税权、制定税收政策权。各督抚乘机扩大自身权力，借口军务，截留丁漕各款供本省军需，用后也不上报户部，使奏销制度名存实亡。京饷拨解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保证中央财政收入，清咸丰帝下旨各省以“所有该部岁拨京饷，著准其本年为始，归入冬拨案内，与各直省协拨兵饷一律的拨”，即督抚每年向中央缴纳规定数量的白银。这次政策调整等于默认了地方官员自行筹款的权力，也无力要求他们继续服从户部指挥。

——摘编自田牛《1840—1860年清政府财政分散对近代化影响问题研究》

材料二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我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一直是处于分散管理状态。各解放区自有货币，自管收支，中央只做统一政策领导。这种分散管理的办法，在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必须从基本上的分散管理前进到基本上的统一管理原则，否则，收支机关就会脱节，国家财政收支就不可能平衡，金融物价就会继续波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就难以正常进行。1950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经济会议，认真研究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由分散到基本集中统一的新时期。

——摘编自陈原、宋文庆《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