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法百年战争，英国战败并退守英格兰等岛屿，客观上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战争也使英国民众普遍感到“法语是敌人的语言”“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特性、统一性和共同的传统和历史”。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进行，原有的政治架构被打破，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历史的必然。1618—1648年，欧洲“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之间爆发“三十年战争”，战后签订的和约确立了缔约各方的“国家主权”，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借用“民族”概念来整合国家，目的是通过消解封建君主的合法性基础，建立自己的统治。

——摘编自黄其松《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叙事》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清王朝被迫卷入西方所谓主权平等的国际体系中，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迅速舶来并逐渐取代沿袭几千年的天下王朝观念。在“国将不国”的现实下，形塑一个西方式的强大的现代中国成为当务之急。1902年，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一词，强调“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而非血统种族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把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和民族复兴的目标相结合，指出中国应加以根本改造，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现代的包含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浙考神墙750

——摘编自宋盼盼、周传斌《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三次转换论析》

材料三   一战以后，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演化为“民族自决”原则，其首倡者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作为霸权更替的获胜者，美国可以借此削弱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列强。然而，这一原则在一战结束后却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各国一致奉行威尔逊原则，那些受压迫民族或未受国际承认的民族，自然会打着民族自决的名义，来争取其独立地位。

——摘编自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材料一   孙中山先生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摘编自《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中，董必武参加过辛亥革命，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老师都是革命党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曾发表过“推翻清王朝，请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政见。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有两个视角：一个是革命非但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结果，相反随着政治的逆转，社会状况空前恶化；另一个是清朝灭亡后，代替的封建军阀统治再也建立不起堪与匹敌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从而松懈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和束缚。

——摘编自刘世华《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材料一   周鸿年是湖南长沙的中下层士绅，没有科举功名。他因受到郭嵩焘的影响，接触西方知识，认识到“欧西政教，远较中土为灵”，并开始阅读严复的译著。光绪二十九年（1903）黄兴自日本返国，联络湖南“会党异人”，并吸收周鸿年等人共组华兴会。辛亥八月下旬，周鸿年决定参与革命，“率会党人员及农民数千”起事，占领株洲，越醴陵、攻萍乡。这时由于革命军兴，致使省城长沙纷乱，大吏皆追。使维新分子深感不安。其后，浴议局议长谭延闿（立宪派）随后被推举为都督，起而维护治安。这主要是因为“湖南士人多惧革葬英雄”，在“士绅疑忌”下，不愿由具豪强背景之革命党条主导，才由谭延间出任都督。

——摘编自周德伟（周鸿年之子1892—1976）回忆录《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

材料二   19261942年中国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节选

——摘编靳燕凌《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研究》等

材料一   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军国民教育。梁启超在著作中强调中国先秦时期就有武勇之精神，但也应借鉴他国的军国民主义教育，通过举国皆兵的教育，使国人“把体操练得好好的⋯⋯”，以造就武勇刚强的“新国民”。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和学社，特别重视军事训练。1906年，清廷推行学制改革，强调“体操一科，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辛亥革命后，学堂的体操课，被兵式体操和军事训练所代替，对此，茅盾曾说道“湖州中学的体操课，实在是正式的军事训练，远足是急行军的别名罢了”。新文化运动后不久，军国民教育为更为科学的新式学校体育所取代，近代中国体育自此脱离“国家化”的单向度，开始步入多元发展的阶段

——摘编自郑志林《论军国民教育与我国近代体育的兴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先后提出“国民体育”“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口号，并相继颁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等政策，明确要求在厂矿、学校、部队及机关中成立体育协会，切实开展体育运动；农村地区在群众性体育的广泛性和经常化上下功夫，有步骤、有计划及科学地普及因地制宜的体育活动。实施过程上，实行国家体委和体育总会统一领导，各部门相结合的分工合作、高度集中的垂直管理模式，各地群众体育活动主要以体育协会组织开展。20世纪50年代末，共建立全国性体育协会21个，基层体育协会近4万个，农村基层体育协会3万余个，广播体操、课间操及工间操等“操类”活动空前繁荣。后期，随着体育学校及体育场馆等基建项目落地，以球类、武术、拔河等项目为主的群众体育活动日渐丰富。

——摘编自赵述强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体育治理的历程回顾与新时代瞻望》

材料 中国古代儒家教育倡导学生游学，“以广其闻见”。至清末，很多新式学堂注重以日本为师”，同时糅合德、法、英、美的教育理念，在学生心智、体育教育方而进行制度化设计，其中“远足会”是比较通行的活动。

1907年9月，湖州的各个中小学堂组织了一次“远足会”，各数员分队督率自己学校的学生，“且步且歌，声容步伐，颜见整齐”。同年，山阴县学堂举行“远足会”，“与地理、历史、物理上有关系者，无不留心考察”。学生们在“远足会”之后，还要写“远足记”。有学生写道：“经过烽火墩，登其，觉空气清新，百倍于寻常”；还有学生在远足上海法租界后写道：“上海乃吾国之土地……租界之权，皆为外人所管辖，反客为主。名为租界，实与割地无异”。

——摘编自李成晴：《远足：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从游”》

材料一   隋唐时期，各民族交融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华夷一体”局面逐渐形成。隋唐都是从鲜卑族建立的西魏、北周一脉相承而来，隋文帝希望所有的民众都能以仁义之礼相处。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唐代采用册封、和亲、互市、通商、会盟等等温和的方式处理与四方民族的关系。文质、儒雅、自信的儒家思想文化及仪态万方的华夏礼仪文明吸引了少数民族政权纷纷遣使大唐，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华礼仪。

——摘编自冯敏《一体与多元：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新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初起时，针对反清革命志士的政治口号，蒙古王公“虽然知道这一口号的矛头是指向清朝统治的，但‘鞑虏’二字有着牵连蒙古的意味。”随着建国问题提上日程，革命派表示：“今后凡属蒙藏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皆得为国家之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国家之参政权”。1912年2月12日，清帝洋仪在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说：“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39年，成吉思汗第30代孙、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明确提出，“蒙古是整个中率民族的一分子。”

——摘编自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

材料三   1922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多样性，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基本政策。193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9年，毛泽东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民族文化和结构特点等问题，稍后提出“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这些有关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观点，与当前我们所认识的“中华民族”内涵基本一致。

——摘编自赵刚《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百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整理

材料

——摘编自余艳红《传统、现代与现代之后：章太炎的思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