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五四运动之前，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件，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也悄然改变了中国的道路选择。一个是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场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贪婪面目，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根源。另一个就是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提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陈独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另一位代表，他创办刊物、组织团体、撰写文章，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此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发表文章、翻译著作。
——摘编自房广顺祁玉伟《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材料二 回望百年奋斗历程，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摘编自《人民日报》《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根据材料一，概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举两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并说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进程中积累的经验。
材料一 1922年，中共二大就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由此迈出了联合救国的第一步。1923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了联合救国的具体方案，指出“只有以民主的联合战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也为早日促成革命联合战线奔走努力。1923年，中共三大正式提出将国民党改造为革命阶级的联盟，确立了“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成为推动国民党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重要保障。
材料二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力推行民主共和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法规。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从立法高度确立了“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保障共产党员、非党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明确指出：“各级参议员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有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些规定和举措增强了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权利，增进了各革命阶级对中共政权的认同。1944年的劳模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强调加强“三三制”政权的新型民主形式，并且要求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更加广泛地吸收各党派各层次的人士。中国共产党构建的“三三制”政权成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典范，开创了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权雏形。
——以上均摘编自郑珺、段治文《中国共产党党际协商民主百年进程的逻辑演进》
(1)根据材料一，概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协商的措施。(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协商的新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五四”，在历史意义上包含了两个层面或说两个阶段的历史。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由此揭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高张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的义旗后，先进知识分子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契机成功策划并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因此我们说，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学）运动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作了思想铺垫和启蒙准备，同时五四爱国运动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延伸和继续。
——摘编自张宝明《回眸五四：从“民族”与“民主”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大事记（部分）
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五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爱国大游行。此后，各地学生纷纷响应。
5月7日，上海各高校学生、群众团体及各商帮为力争青岛抵制日货，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
6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讲演，营救北京被捕学生。
6月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织公司、日华纺织公司、上海纺织公司等工厂工人为营救被捕学生，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举行罢工。上海商界宣告罢市，各商店门口贴有， “不诛国贼，誓不开市”标语。此后，各地、各行业工人、商人等罢工罢市、抵制日货斗争风起云涌。
6月28日，在全国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摘编自王承礼《五四时期大事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五四爱国运动的特点及取得成果的原因。
材料一 民国初年，天津绅商宋则久说： “先儒顾亭林先生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挽救的法子推本溯源只是一个，那就是提倡国货。”他认为提倡国货除了能够抵制洋货外，还能够改善民生。如果四亿国人皆齐心用国货，那需要有无数的工厂制造，需要用无数的工人生产，然后“实业大兴，人人皆有事可做，有钱可赚，家家有积蓄，处处无闲人。” “鄙人认为，国货发达之后，中国一定能富强。”
材料二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给为民谋利的有志之士增添了新的思想来源，更为中国共产党人奉为宗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帮助孙中山制定了新三民主义。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破坏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通过组织工会等方式发动工人为改善劳动和增加报酬而斗争，在根据地推行土地改革，帮助农民获得田地、增进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使为民谋利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最高目标初步实现。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三大特性》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则久提倡国货的目的及民国初期提倡国货的有利条件。(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宋则久、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为民谋利”体现的具体思想内涵。
材料一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摘编自吴震、金瑞《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材料二 考其所以蓬勃进步之由，实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变动，已呈现出资本主义活跃的前期形态，因而反映在思想的争斗上，一方面否定着旧的静止的烦琐的和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创造着新的实践的科学的和民主的思想。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
材料三 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之中，“主义”在高度关注中“崛起”，并成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性问题。于是，时人对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皆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主义”因“社会改造”而崛起，故而“主义”又与从事改造社会的社团发生联系，并成为引领社团前进方向的根本要件，这又导致社团中关于“主义”的论争，继而使社团因“主义”不同而分化。但“主义”一旦进入中国并置身于“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并出现了“主义”的“本土化”趋向，从而最终促进了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逐步地建立其话语权势。
——摘编自吴汉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与“主义”的崛起—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新儒学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末清初思想界发生变化的内涵。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四运动时期社会改造的特点，并简析其进步性。
材料一 甲午战后朝野人士认为欲使国家富强、民智大开，必须重视普通教育，因而创办京师大学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为普通学（如经学、理学、诸子学、初等算学、初等格致学、初等政治学、地理学等）与专门学（如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农学、矿学、商学、兵学等），学生在学完普通学后，可任选一两门专门学深造。考试采用西方的积分法，逐日考核、按月公布。这初步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征。
——据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整理
材料二 “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1921年3月）
“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周恩来《致严修》（1921年1月25日）
（注：以上文章为周恩来留法期间担任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时所著）
材料三 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普通教育”的目的及京师大学堂的突出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从国内国际视角分析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人学校”的影响。综合以上材料，概括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古人认为“天命靡常”，王朝更替是天命转移的结果，“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周武王指责商纣“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唐太宗认为“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结果“人力不堪，相聚为贼”。明太祖评论汉唐之亡说：“汉亡于外戚、奄寺，唐亡于藩镇、戎狄”。
——摘编自郑任钊《从历史看治乱兴衰周期》
材料二 《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
——摘自李立峰《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材料三 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典故来自于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其形象地概括了古今中外众多政权最终难以避免垮台的宿命，对我们党来说也是一道难题。面对黄炎培的疑问，毛泽东给出了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摘编自王高贺《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新答案》
材料四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个历史经验之一。一面依靠人民监督的外在力量，一面依靠内在的反省和纠正的能力与机制。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这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摘自郑任钊《从历史看治乱兴衰周期》
(1)概括材料一中关于王朝兴衰的观点。(2)结合材料二、三、列举中国共产党“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重大举措，并概述其能够做到的主要原因。
(3)依据材料四、简析中国共产党探索出跳出历史周期率成功道路的意义。
材料一 五四运动前后，教育救国思想日益活跃，以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把“除文盲，作新民”、“改造中国社会”等作为理想追求，在全国一些城市建立识字班等教育机构，推广识字运动。2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知识分子还尝试通过设立乡村建设试验区，编订出版各类识字教材“送字下乡”，将扫盲教育推向广大农村。由于知识分子依附旧式政权，而其教育理念又多来自欧美社会，这使扫盲识字运动与农民实际需要存在较大距离。再加上运动的试验性质，导致这一时期的乡村扫盲成果比较有限。
——摘编自潘祥辉《“送字下乡”——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传播社会学考察》等
材料二 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宣布苏维埃掌管教育事业，要取消一切旧式教育，建立“共产主义教育”。 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统一领导下，扫盲识字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开展起来。作为基层单位的各乡苏维埃根据自身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组织形式，有效组织群众识字学文化。苏区群众“随时， 随地， 随人数”互教互学，创新学习方法，全民性地参与扫盲工作。苏区政府还定期巡视，监督识字运动开展。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生产生活结合，重塑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开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篇章。
——摘编自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在扫盲识字教育方面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从整体上来观察五四运动，它的骨干力量是以《新青年》同仁和以北大为中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既包括19世纪70-80年代后一代，拥有出国留日经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包括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样的19世纪末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日时期，日本学界正处于“主义”概念广泛应用的时代，这样的经历让陈独秀等人对“主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心中，不管秉承什么“主义”，有“主义”比没有主义强，“主义”应该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和标准，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摘编自邵明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考察--基于社会思潮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青年力量，在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催化下，中国青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从社会改良转向谋求社会改造，乃至革命，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先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摘编自张治银等《酝酿和探索：五四运动与建党准备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活动的价值。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动承担起“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历史责任，创办了一系列学校。如有以宣传革命理论为宗旨的上海大学；有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另外，在社会教育方面，主要通过宣传倡导等方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动员，使其“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
——摘编自卢红、赵越《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教育：演进、特征与展望》
材料二 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发展阶段
| 时期 | 代表性事件 |
| 孕育萌芽期 （1942~1956年） | 1942年制定军队特别培训计划一外语计划，几乎囊括战争涉及到的语言。1947年通过《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这一概念正式提出。 |
| 探索建构时期 （1957-1991年） | 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后，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以提升国家安全在教育中的地位;1988年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标志着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体制建立。 |
| 调整发展期 （1991年至今） | '9.11”事件发生后，将非传统安全纳入美国国家安全体系。2006年调整外语计划，不再单独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而是制定更完善的语言安全政策，以让全世界听到美国声音。2010年启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教育计划，对国民进行信息安全教育。 |
——摘编自谢美丽、王锋《联动与协同：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及启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军事安全教育成为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1955年《人民日报》发文提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大办民兵师”活动，全民备战教育空前高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网络信息、能源等领域的新型安全问题不断衍生。为此，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概念，国家安全问题随之进入到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各领域；1993年，《国家安全法》出台，规定要开展国家安全教育。2014年，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指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摘编自李志强《刍议国家安全教育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途径及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教育的突出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变化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