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陈翰笙（1897—2004）在苏联担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期间，曾与苏联、匈牙利等国经济学者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展开论辩。这些外国学者机械使用马列理论，否认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农村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陈翰笙与其进行了激烈争论，但缺乏有力的辩驳证据，遂决定“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回国之后，为了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陈翰笙组织一批学者先后在营口、大连、长春、无锡、保定及广东岭南等地展开农村调查和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农村派”。
中国农村派认为：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性生产方式是并存的，但封建残余占优势；中国农民的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生产，而是贫困导致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未占优势，半封建的小农经营仍是农业经营的支配形态，阻碍着资本主义农业的生产；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半封建性有维持作用。
——摘编自李金铮《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农村派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对中国农村派的活动及主张进行阐释。
材料 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了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党史》
概括材料中的历史现象，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鸦片战争以降，独立、腐朽的中国封建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炮声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自此掀开了民族解放与振兴中华的大幕。其间各种西方思潮，各种近代政治制度，都曾在中国试验、演绎。然而，尽管效法西方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专制的满清王朝，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新时代。第二年，就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号召中国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开始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参与传播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士组成。一部分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一部分国民党人士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还有一部分非党派进步人士，如陈溥贤（渊泉）、邵飘萍、张西曼、沈玄庐、俞颂华等，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1919年9月，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表示自己确实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打算。1920年春，陈独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便与李大钊进行建党活动。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即后人所称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党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田子渝、徐方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演进历程》
材料二：1943年，翦伯赞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再一次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高明和深刻，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的水准。比如，翦伯赞高度重视汉族与其他民族历史的关联互动，提出“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他还强调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一方面，“中国史的变动，往往影响世界史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于人体”
——摘编自陈峰《翦伯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代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因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翦伯赞的思想主张。各举一例史实阐释你对“中国史的变动，往往影响世界史的发展”与“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小人体”的理解。
材料一 五四运动之前，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件，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也悄然改变了中国的道路选择。一个是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场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贪婪面目，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根源。另一个就是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提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陈独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另一位代表，他创办刊物、组织团体、撰写文章，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此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发表文章、翻译著作。
——摘编自房广顺祁玉伟《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材料二 回望百年奋斗历程，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摘编自《人民日报》《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根据材料一，概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举两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并说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进程中积累的经验。
材料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壮大。1919—1924年，李大钊曾写过一系到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还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强调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历史研究。通过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到193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得到了初步传播。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首次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分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数。在郭沫若带动下，更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队伍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日渐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摘编自陈剑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回顾与思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材料一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时人认为西方便是“新”的模板。国人将世界分成新旧两部分，而西方便是中国想要进入的“新世界”，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均是时人想要输入西方文明以过渡到“新世界”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梁漱溟不无夸张地说，中国的西化潮流很快“退落，成为过去之事”，“其转损（liè）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
——摘编自周月峰《以“未来”否定“现代”》
材料二 中国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对以往文化的批判性，这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文化的自我批判。文化的自我批判当然也不是五四时期特有的思想现象，事实上，明清之际便已从不同方面呈现文化的自我批判意识，但是，五四运动自我批判和明清之际的文化自我批判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首先是面向过去，其目标是从所谓理学回到经学，或者说，从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回归原初的儒学。比较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主要指向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观念世界。由此，以往历史传统和近代的观念、过去和现在、古与今、新和旧交织在一起，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种种复杂关系，其中存在多重意义上的思想张力。
——摘编自罗志田《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新世界”的内涵和分析一战后中国思想界的思想态势发生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与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区别，并分析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影响。
材料一 民国初年，天津绅商宋则久说： “先儒顾亭林先生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挽救的法子推本溯源只是一个，那就是提倡国货。”他认为提倡国货除了能够抵制洋货外，还能够改善民生。如果四亿国人皆齐心用国货，那需要有无数的工厂制造，需要用无数的工人生产，然后“实业大兴，人人皆有事可做，有钱可赚，家家有积蓄，处处无闲人。” “鄙人认为，国货发达之后，中国一定能富强。”
材料二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给为民谋利的有志之士增添了新的思想来源，更为中国共产党人奉为宗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帮助孙中山制定了新三民主义。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破坏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通过组织工会等方式发动工人为改善劳动和增加报酬而斗争，在根据地推行土地改革，帮助农民获得田地、增进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使为民谋利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最高目标初步实现。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三大特性》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则久提倡国货的目的及民国初期提倡国货的有利条件。(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宋则久、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为民谋利”体现的具体思想内涵。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主要强调“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但事实上功利论的思想也一直贯穿其中。明中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批判重农抑商，倡导功利价值的思想开始涌现并在当时掀起了狂潮，其中有三位个性突出的代表人物：李贽、唐甄、颜元。不管是“夫欲正义，其利之也”，还是“财用足，礼义兴”，抑或是“正谊以谋利”，这些人物都将“利”和“义”放在了一起。不同于西方的功利论，明清功利思想展现的是“利济天下”的社会目标，其目的是富国爱民。
——摘编自周蓉《明清功利论思想研究》
材料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发生以后的一些现象跟原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抵触的，这个政治运动中经常是限制别人自由的，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新文化运动还在往前走，经过政治运动催化后，新文化运动走到了另外的方向，从原来的个性解放变成反政府，后来就从反政府走向政治了。再后来，五四青年开始分化，什么国家主义派、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都出来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是从俄国输入的。
——摘编自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思想界发生变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五四运动时期思想界的变化及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变化的相同之处。
材料一 甲午战后朝野人士认为欲使国家富强、民智大开，必须重视普通教育，因而创办京师大学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为普通学（如经学、理学、诸子学、初等算学、初等格致学、初等政治学、地理学等）与专门学（如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农学、矿学、商学、兵学等），学生在学完普通学后，可任选一两门专门学深造。考试采用西方的积分法，逐日考核、按月公布。这初步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特征。
——据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整理
材料二 “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1921年3月）
“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
——周恩来《致严修》（1921年1月25日）
（注：以上文章为周恩来留法期间担任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时所著）
材料三 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普通教育”的目的及京师大学堂的突出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从国内国际视角分析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人学校”的影响。综合以上材料，概括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该文件指出：无产阶级加入了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摘编自王欣媛《从排斥到联合：“二大”前后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
材料二 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举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并声明：“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摘编自《告全党同志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的实质，并指出其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3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并分析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