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矿业中的巨擘，前身为1878年清政府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为当时所办新式煤矿中成功之代表，但不幸于1900年庚子国变时落入英商之手成为英资煤矿。滦州煤矿为1907年招集民族资本创办，原为试图收回开平而设，但终于在与开平的竞争中失利，为开平所并。1912年二矿实行名义上的联合，称“开滦矿务总局”，实际为英商掌控；1934年进一步合并，正式成为合资煤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本夺去。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交还英商经营。
——摘编自云妍《近代开滦煤矿产出的“Solow余值”分析》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唯物史观评析开滦煤矿的产量趋势。（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在其创刊一周年的“特大号”上设立“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成为中国思想界第一次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进行的思想交流和交融。以下是一些作者的看法：
学者罗吟圃在《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中谈道：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唐庆增在《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中谈道：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的问题是生产落后……在贫困国家……当设法增加其富力……利是人类的本性，搞资本主义，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投资欲望越强，资本自然会增加；如果搞社会主义，则人民之获利的希望小……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不能自拔。
学者张素民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中谈道：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
——摘编自《申报月刊》1933年第7期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申报月刊》的作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看法。（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把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定义为“剿夷与抚夷之争”“防日与防俄之争”，认为当时国内已是“兵疲力尽”，无力顾及新疆，更无力经营新疆；把收复新疆归因于“左宗棠运气好”。他盛赞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之不以为然。1944年，萧一山在其《清代史》则更多的是批评李鸿章不该随便放弃新疆，赞扬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见识宏远，议论激昂”。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卢凤阁的《左文襄公征西史略》也都把海防与塞防之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壮举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爱国之举。
20世纪70年代，海防与塞防之争被史学界定性为淮系和湘系集团的利益之争。197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稿》可谓此论的集大成者。在“利益之争”中，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左宗棠也不是爱国者。
1987年杨策发表《论所谓的海防塞防之争》一文，认为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新疆与左宗棠主张立即收复新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主张，其终极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安全。1988年黄顺力发表《重议海塞防之争》，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因防务问题所引起的策略之争（即“策略之争说”）。1990年杨光楣也认为，双方“都具有抵御外侮的意义，出发点都是爱国的”，“它仅仅是一般认识上、策略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此后“策略之争说”逐渐占了上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摘编自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学界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1931年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当日军沿中东铁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铁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由于苏联的警告，日本暂时停止了沿中东铁路北侵的计划。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后来，苏联政府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自身安全，苏联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在具体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这使其对中国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态度和政策，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态度和政策。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1915年，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发表专著《满洲发达史》，梳理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尤其关注明、清两代，并论证满洲和朝鲜与日本的历史渊源。稻叶认为“满洲种族”是自古以来身份边界清晰固定的共同体，他们世居中国东北，是汉族的“入侵”破坏了他们的自给自足状态。日本东洋学者以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和体质人类学的相关知识为框架，从血统层面把汉满做出绝对的区分，同时以地理板块为依据，认定满族有其“固有领土”，进而有政治上建立现代国家的合法性。
—摘编自冯乃希《中国历史叙述中的民族政治》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开启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接纳党员不分民族，倡导民族平等。土地革命时期，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的《宪法大纲》规定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执行严格的民族纪律，争取到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各民族联合抗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确立的各民族“多元一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仅从政治上、制度上保障民族平等，而且通过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增强民族认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容纳了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的共同体。
—摘编自王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野看毛泽东对近代民族主义的超越与重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满洲发达史》中的主要观点并予以评析。(2)从材料二中任选一个阶段，概括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1932年政府声明，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宗旨包括
（1）打破日本利用奥运会将傀儡政权合法化的阴谋。
（2）有一个中国人参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30年代“体育救国”的口号响彻全国。
材料二 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任务。”50年代，清华大学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
材料三 1980年，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打造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新口号。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排创下“五连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全社会掀起一股学习中国女排的热潮。
2001年新华社在社论中高呼：“申办奥运会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综合国力、经济潜力、科技实力、文化魅力的竞争，是一场国家形象和民族地位的竞争。”
依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评析近代以来体育观念的历史变迁。材料一：15、16 世纪(尤其是16世纪)被看作欧洲历史上的“绝对主义国家”时期。这一时期在“绝对权力”和“开明君主制”思想指导下的变革，建立了后世所谓的绝对主义(也可以说是开明绝对主义)国家，其最大特点是国王成为整个民族国家人格化的代表，国王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绝对主义国家对内保障私有财产权和法制，实行君主开明统治，对外实施强国策略。如1494年，英国治安法官取得了对郡长的绝对优势——正式取得了监控郡长的职权。根据亨利七世的立法，他们有权受理那些指控郡长敲诈勒索的案件并且可以不经陪审团而直接以简易程序宣判郡长及其从属官员的罪行。
——摘编自陈国申《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等
材料二：1901年，邓实、黄节等知识分子探索利用传统文化救国的方式，于上海创办神州国光社。神州国光社初创时期，积极宣传国粹，保存优秀文化典籍，相继出版《国粹丛编》《国粹丛书》等优秀古籍，创办《国粹学报》畅言国粹救国。此外，邓实、黄宾虹等人积极印刷出版金、石、刻、印、字、画等文化遗存，尤其是采用“珂罗版”印刷技术大量印刷出版美术画册。20世纪30年代，王礼锡任总编辑，国粹派彻底退出了神州国光社，他于1931年创办《读书杂志》，继而在该杂志上掀起了轰动一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次论战中多数参与者自称运用了唯物史观进行辩论。全民族抗战时期，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中国内忧外患历史丛书》，该丛书搜集大量明清禁书、秘本，对于民间非官方主流思想的发展状况多有挖掘。
——摘编自姜辉《出版与救国—神州国光社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绝对主义国家”出现的思想根基，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6世纪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20世纪30年代神州国光社的转型。
1938年5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与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联合举办美术展览，目的是为了赈济中国的难民和伤兵。蔡元培受邀参加开幕式，他即席就美育与抗战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讲话，提出“美术乃抗战时期之必需品”。他认为“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在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救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有了这种精神，始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始在这全民抗战中担得起一份任务”，美术作品展览，可以对人们起到养成同情心的潜移默化作用，激励人们支持并投身到抗战工作中去。同时，他强调指出，当此全民抗战之时，“最要紧的就是能互相爱护、互相互助”，团结一致，才能达到抗战的胜利。
——摘编自孟彭兴《抗战前期的蔡元培》
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评析蔡元培的观点。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在中国陕甘宁边区通过采访、对话和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闻、所感。2020年4月，教育部将该书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下表为该书的目录节选。
| 章目录 | 主要内容 |
| 第三章在保安 | 对毛泽东的初步印象;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的基本政策;红军大学、红军剧社等。 |
| 第五章长征 |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历程。 |
| 第七章到前线去的路上 | 普通农民对红军的拥护;苏区工业的繁荣以及苏区人民的乐观精神。 |
| 第十二章回到白色区域(国统区) | “西安事变”以及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影响;分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复杂社会背景、面临挑战及终将取得胜利的原因。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教育部的这一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