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向长城一线及华北地区不断侵略渗透。全国各阶层纷纷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大敌当前，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开始考虑调整其对日政策，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开始进行秘密接触。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好转。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等《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二   1937—1945年湖南、湖北征发壮丁（包括女兵与民夫）人数统计表（单位：人）

——摘编自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晚清修律运动的开展，国内出现了学习西方法学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大批青年分赴东西方学习法政，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法学传播的主体力量。

纵观近代法科留学的历史，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874—1895年）法科留学处于初始的无意识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各省都没有有计划的派遣活动，但出现零星自费习法者，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赴欧留学生及在事人员中有少数接触西方法制或接受专门法律教育。第二阶段（1895—1911年）法科留学蓬勃发展，表现为中央提倡，地方响应，法政留学一时成为变法求才的首要途径。各种官费、公费、自费生分赴东西肆习法律、在职官吏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学术、亲贵子弟建习政法以固国本。其中，留日生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三阶段（民国以后），法科留学整体步入平缓发展的轨道，再未出现清末习法的汹涌热潮，留学运动向欧美国家扩展，法科留学呈现出日、美、欧同步发展的趋势。

据有关学者估算，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科留学生大约有4500名留学生归国后多任职于法律院校或司法行政部门，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自清末新政开始，近代中国立宪运动迭起，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独特的历史环境为法学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在工作实践、教学研究中必然地传播法学知识、促进学术生长。

——裴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材料一   南洋是近代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地区。据统计，侨居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之一）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1934年为190.7万人；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锡矿、橡胶等产业都被华侨掌握。侨汇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1902-1936年中国侨汇年均2.5亿元。1937年则达到4.74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南洋“加紧吸收华侨汇款”，侨汇更达6.44亿元。

——摘编自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由于遭遇经济封锁，中国的外贸规模很小，平衡国际收支困难。1950年-1988年，我国外贸逆差共计61.24亿美元，而同期侨汇约96.1亿美元，其中给侨属的小额赡家款占多数。国家通过提供专供生活物资等手段，将这些侨汇集中起来，同时又积极争取投资性侨汇。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以1952年为100,“到1955年就为305%"。

——摘编自任贵祥《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等

材料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矿业中的巨擘，前身为1878年清政府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为当时所办新式煤矿中成功之代表，但不幸于1900年庚子国变时落入英商之手成为英资煤矿。滦州煤矿为1907年招集民族资本创办，原为试图收回开平而设，但终于在与开平的竞争中失利，为开平所并。1912年二矿实行名义上的联合，称“开滦矿务总局”，实际为英商掌控；1934年进一步合并，正式成为合资煤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本夺去。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交还英商经营。

——摘编自云妍《近代开滦煤矿产出的“Solow余值”分析》等